张峰认为，即使技术上能够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在哪些基因可供编辑方面也有很多科学上还没解决的问题。人体的基因表达调控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我们对基因与基因之间，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所知不多。在很多时候，还不能够完全预测对基因修改之后，会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不良后果。
以贺建奎团队选择的CCR5基因为例，确实有不少证据表明CCR5突变以后，可以有效的抑制某些艾滋病毒亚型对细胞的入侵。有1%的欧洲人天然携带CCR5的基因突变，这些人表现出很强的抗艾能力。但是，完整的CCR5基因对人体免疫细胞也是有重要功能的。有证据表明，CCR5突变可能会造成人体更容易受西尼罗河病毒的侵袭。在衡量编辑CCR5基因的风险和收益时，贺建奎团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基因编辑的婴儿收益大于风险。而且，在目前有很成熟的方法阻断艾滋病毒在母婴之间传播的情况下，依然选择风险极大的基因编辑技术让人难以理解。
中国遗传学会基因编辑研究分会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干细胞生物学分会的联合声明，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从科学层面，CCR5基因的敲除是否能确保孩子的健康极不明确，而该基因的已知以及其他未知功能的一并缺失，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比如对其他病毒更加易感等）难以判断。”
未来已来？
在基因技术的应用上，这些年，中国人似乎走得很快。
世界上第一次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也诞生在中国。2015年4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军就团队改造了人类胚胎中的一个基因，该基因主要与地中海贫血症有关。黄军就的论文最初投给《自然》和《科学》杂志，但因为伦理问题被拒绝。他们转而将论文投到另一份学术期刊《蛋白质与细胞》，获得发表。黄军就因为完成第一次成功修改人类胚胎DNA，入选了《自然》评选的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伟文指出：世界每每在悖谬中相反相成，黄军就事件引发的冲突促成了相关国际伦理制约机制的建设。2015年12月，中英美等国共同成立了“人类基因编辑：科学、医学和伦理委员会”，并在其后起草的报告《人类基因编辑：科学、伦理学和治理》中原则上承认了胚胎基因编辑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可以允许生殖系基因组编辑试验，但仅在要做许多研究以满足批准临床试验的现有风险/受益标准之后，仅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以及在严格的监管之下才能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