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的CRISPR技术

　　自2003年人类基因组的序列的公布至今，已经有上百个物种的基因组序列被破译，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遗传性疾病的致病基因也被一一破译。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某个基因上的一个突变导致了严重的遗传疾病。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能够对基因序列进行精确编辑，把坏掉的基因恢复正常。

　　在过去30年中，基因编辑技术经历了一代、二代，一直到2012年最新的第三代CRISPR技术，一些重要的基因编辑技术瓶颈才最终有所突破。最近几年，基因编辑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基因编辑改造的动植物也相继问世。从农产品的改良，比如无反式脂肪酸的大豆、耐储土豆、抗病低镉水稻，到疾病动物模型改造，再到已经开始临床实验的免疫细胞编辑杀死特定的癌细胞，无不体现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巨大威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往往伴随着对技术滥用的担忧。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开始在人类遗传疾病治疗上取得了广泛应用，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还是在临床实验阶段而且是在体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的产物不会遗传到下一代的人体中去。目前科学界的共识是，尽管基因编辑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要用于基因编辑生殖细胞及婴儿，还有不小的距离，现阶段不主张在人类生殖细胞或者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技术在生物伦理方面的挑战不能忽视，障碍在于如何监管基因编辑在人体生殖细胞的应用。这里面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产生可以遗传的基因突变？这个决定由谁来做？基因编辑技术会不会加深人类个体之间生物属性上的不平等？知情权和隐私权怎么保障？基因编辑产生的新基因类型如何跟踪？需不需要对新基因在人类整个基因池的传播进行监控？一旦发现副作用如何处理？在这些问题能够形成共识之前，任何基因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尤其在不公开甚至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的行为，都是不符合科学伦理的。

　　贺建奎事件带来的影响

　　迄今为止，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许多技术细节和监管流程还有待进一步披露。但是这个项目无疑会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监管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不少人甚至担忧该事件会对基因编辑技术发展造成破坏性的打击，对整个学术界的声誉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美国NIH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提出了他的质疑：“人类的基因组优化经历了38.5亿年，而一小群人类基因组的修补匠真的可以做得更好而没有任何意想不到的后果吗？”

　　很快，人类就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几十年后，人类是否要干预下一代的基因？ 

　　在成本没有降低前，基因编辑技术无法全面改善人类健康，那么我们会陷入另一个伦理问题：社会阶层将以遗传的形式分层，拥有更多金钱的人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这得益于他们被优化的基因。更可怕的是，如果一些人不满足于治疗遗传疾病，而是想增强自己或者下一代的基因，比如提高智商、体能等等，人类社会是不是会出现“超级人类”？ 

　　科学家有突破限制的冲动，怎么约束这种冲动，又保持创新的激情，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平衡。当我们推崇“车库里的创新”时，然而，我们也要谨防“车库里的原子弹”。生物医药的创新，涉及非常复杂的环评、监管、伦理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带来人类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