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再度证明了“全民沉浸式”电影的重要——在娱乐背后，含有自己的社会和民意表达，能够引起观众广泛的共鸣，吸引的受众不仅是影迷，更是平时不进电影院的普通观众——这才是超高票房电影的统一规律。

　　与往年相比，这一届的观众倒是越来越成熟了——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以往对于烂片“越烂越骂，越骂越看”的情况在走低。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开心麻花电影的票房不如预期——2018年，开心麻花改变了自己一年出一部大电影的节奏，一狠心连上两部：暑期档的《西虹市首富》和国庆档的《李茶的姑妈》。如果说《西虹市首富》还算踩到了社会贫富这条敏感线，因而收获了不俗票房的话，《李茶的姑妈》则不仅将喜剧拍成了嘈杂不堪的闹剧，还植入了与主流婚恋价值观相悖的“直男癌”式自娱自乐，因此票房暴跌至5亿——观众的不买账，直接写进了最终票房里。

　　很有意思的是，与营销狂轰滥炸的国产片相比，2018年颇有一些悄无声息上映的印度“批片”，成了现象级的电影，票房也屡次冲高，不得不说，与其选材与社会现实紧密关联大有关系——《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聚焦印巴和平，《厕所英雄》反映印度的“无厕所，无新娘”运动，《起跑线》关注教育资源紧缺和阶层上升通道即将关闭的恐慌，年末的一部《印度合伙人》更取材自真实创业故事，不动声色地将妇女权益与解放运动融入了一个大叔从小村镇走向联合国讲台的创业故事。

　　显然，印度电影不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又唱又跳”。尽管现在他们仍然唱歌跳舞，却在唱跳缩水之余，越来越密集地反映社会问题。中国观众之所以对此深有共鸣，正因为国情之中也有与之相似的部分。

　　同样能体现观众成熟度的，还有小众电影的分众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想当年，制片人方励为了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下跪求排片。而现在，制片人沈暘（《白日焰火》《少女哪吒》《路边野餐》的幕后推手）则将《巫山云雨》导演章明的新作《冥王星时刻》带到了比高旗下影城，“出于对艺术片本身的保护，影片仅在比高旗下14家影城限量点映，只愿寻找到真正能静下心来欣赏艺术电影，珍视好电影的观众”。曾以《路边野餐》蜚声中外的毕赣导演新作《地球最后的夜晚》，选择在12月31日晚进行点映，预售票房也已经破亿。

　　在上海，艺术电影联盟2018年的成绩单也十分好看：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回顾展百分之百满座，美国新锐电影大师展上座率百分之九十，菲律宾电影大师展上座率百分之九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影展天山主会场上座率百分之八……有情怀的商业佳作豪收30亿票房，有情怀的小众文艺片和各种类型的海外影片同样有它的受众，这才是电影产业应有的发展方向。

　　而之所以电影屡出现实题材爆款，电视剧却遭遇“小年”，不仅因为玄幻剧齐齐败下阵来，更因为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还总被观众诟病为“伪现实题材”——《谈判官》3.4分，《创业时代》3.8分，编剧大概都是从来没上过班的，写出来的行业剧也好，创业剧也罢，只不过把霸道总裁玛丽苏的故事套个壳，观众也不是傻子，马上就看出来不对。

　　终于到了年末，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东风，几部真正有生活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来了——《大江大河》《外滩钟声》《大浦东》，让人从电视剧擅长的娓娓道来里，看到了40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实题材不好写，但写好了就一定有观众。倘若一开年就有这些强片撑场的话，2018年的剧王就不会只是《延禧攻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