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模仿苏联的科技发展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式科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基本上是成功和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相继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在整体上以较快的速度显著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对此，杨振宁先生曾中肯地评价道：“新中国通过人才的训练，通过科研机构的建立，通过工业的发展，可以讲近代的科技在中国本土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发展战略也转变为有较强经济指向的赶超型战略，这些都对科学技术提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迫切需求。而当时的科技体制，已经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　

　　1980年代初，上海宝山县彭浦家用电器厂厂长李七华，对此有着自己的体会。夏季来临，本来是卖电扇的季节。由于市场饱和，他们厂生产的1万多台电扇积压，濒临倒闭。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济大学副教授郑万烈来到厂里，建议工厂转产工业部门急需的半导体制冷设备。李七华马上聘请郑万烈担任技术顾问。郑万烈平时在学校上课，带研究生，星期日便骑上自行车赶到彭浦家电厂“上班”。到了暑假，他还要在厂里住上一段时间。在郑万烈的帮助下，新产品开发出来，工厂很快摆脱了困境。　

　　像郑万烈这样，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在当时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在上海郊区、苏南、浙江以及珠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里，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在这种合作中，乡镇企业得到技术支持，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地。可惜，“星期日工程师”只是科技与经济自发结合的产物。虽然他们为乡镇企业从田野里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大多数人却只能隐姓埋名，生怕被所属单位发现。　　

　　怎样解决这种矛盾？人们寄希望于改革。　

　　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3月7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对新的科技体制提出要求：“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