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难怪《1984》在亚马逊上的销量猛增了70倍，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在64年前写的话，因为“棱镜”项目的曝光，显得那么富有前瞻性和警惕性。　　

　　“我们是否生活在1984中？”美国人不由得拿自己与小说主人公温斯顿进行比照。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反恐部门对内忙不迭解释，监控系统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并非要偷窥本国民众的隐私。　　

　　但像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相信：透明与个人隐私才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保密与监督是暴政的大门。　　　

　　实际上，斯诺登披露的“劲爆”消息并不算惊人。“国家监控”不是突如其来的概念，很多人心知肚明。只不过想象这类事情发生，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类事情确实在发生完全是两码事。

　　钟摆向右

　　在《1984》的大洋国，党和国家的领袖“老大哥”通过无孔不入的“电子屏幕”，时刻监控着党员和人民的一举一动：　　

　　“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极权统治下的“电幕”监控读来令人不寒而栗。现实生活中，棱镜项目的用途是维护公共安全而非监控思想，但也不免给人造成一种感觉：电脑和手机组成的电幕后，总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你。斯诺登把机密文件披露给《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时就说：“在桌前，只要我有一个私人邮箱，我有权窃听任何人，不管是你，你的会计，还是联邦法官，甚至总统。”　　

　　在大数据的汪洋里，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岂不是人人成了裸泳者？奥巴马向国民澄清，棱镜项目只局限用于反恐、武器扩散、网络黑客或网络攻击，适用于外国实体，而不是美国公民，且需要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A）的批准。他打了个比方，公共安全局（NSA）所做的事情像一个送信的邮差，知道信件往来的方向，但非必要情况下不会去拆读里面的内容。　　

　　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人是否买账？美国独立数据机构皮尤中心6月10日公布的民调结果多少出人意料：56%的美国公民表示，可以接受国安局为反恐跟踪对百万美国人进行电话记录监控，41%的人表示反对；45%的受访者表示，若政府的数据秘密收集项目真能阻止另一次类似“9·11”的恐怖袭击，那政府就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民众网络活动的监控。　　

　　另外，49%的人认为斯诺登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44%的人认为其做法伤害了公共利益；54%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追究斯诺登的刑事责任，认为不该追究的竟占了38%。　　

　　诚然，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对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个人通讯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加以保护，但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倒像是一只左右晃动的钟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找平衡点。　　

　　“每当美国发生大事，比如珍珠港遇袭，或遭遇9·11恐怖袭击，政府决策的钟摆就剧烈摆向右边，倾向于为了公共安全牺牲个人隐私；而随着时间推进，公共安全环境好转，钟摆又会摆向左边，以尊重个人利益为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国际问题专家张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棱镜门如果发生在9·11以前，一定会引起社会哗然；但现在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监控，主要是对恐怖主义感同身受，加上不久前才发生波士顿爆炸案，所以民众态度很微妙。”　　

　　最明显的对比是9·11前后美国在飞机安检上的措施变化，对于脱鞋、搜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