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巴马所说的制衡系统中，把关者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ISC）。FISC是根据1978年通过的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而专门设立的秘密法庭，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公共安全局（NSA）等情报机构只有得到FISC的授权后才能展开相应监视行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负责对该法庭是否有非法收集情报的行为进行审查。　　

　　按照奥巴马的说法，在情报部门的整体执行过程中，没有撇开国家机构的任一分支，没有隐瞒在野党，没有在无平衡、无监督的情况下进行。　

　　然而斯诺登甩出的绝密文件很快驳了总统的面子。6月21日，英国《卫报》披露的文件显示，监督机制并不像奥巴马所说的那样严格——FISC曾签署命令，允许NSA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从美国国内通讯中收集到的数据；美国国安局的监听行为也并非仅仅针对“外国人”，很多情况下国安局还监听并保留了大量美国本土公民的电话与邮件记录。　

　　根据《卫报》报道，国安局被赋予的权力如下：1、可以保存至少5年包含美国公民个人信息的监听数据。2、如果“无意间获取”的美国国内的通讯记录被加密了，或者包含任何被认为蕴含犯罪信息、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信息、危害网络安全的信息，这些通讯记录就可以被国安局利用。3、律师和委托人的保密通讯中如果包含“外国情报信息”，这些通讯便会被保存。4、获取“位于美国”服务器的外国网络通讯内容，以便如果监听目标来到美国可以进一步监控。　　

　　与此同时，国安局受到的约束却很小。美国国安局内部的分析师便拥有自主决定需要监听哪些外国情报的权力，而并不需要得到法庭或者上级的同意。只有一小部分的监听行为被一个内部的审计小组所评估。美国国安局可根据所获得的合理信息，包括IP地址、监听对象的言论，以及国安局内部资料库的信息，“自行确定监听对象是否非美国公民”。如果没有该人士的具体地点的信息，国安局的分析师可以“自行假定”该人士非美国公民。　　

　　根据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监听美国公民或者美国国内外国民众则需要额外的授权。但实施上，这一授权十分粗陋，有的根本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或解释。《卫报》称，在获得的命令中，某份签署于2010年的FISA法庭命令只有一段话。这段话只是直白地宣称司法部长代表公共安全局提交的监视流程符合美国法律和宪法第四修正案，而没有任何司法解释。　　

　　对于NSA的反恐效力，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肖恩·乔伊斯在听证会上列举了4起依靠监听被阻止的恐怖袭击案件，其中包括2009年未遂的纽约地铁炸弹袭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也表示，“自‘9·11’事件发生以来，通过这些监视项目，我们已成功阻止了50起可能的恐怖袭击，但具体细节就不方便公开来讲了，因为如果我把这些说出去，恐怖分子就会知道我们怎么追踪他们。”　　

　　然而，CNN公共安全分析师、新美国基金会国家安全研究计划负责人彼得·伯根（Peter Bergen）反驳称，新美国基金调查了自9·11以来有关圣战组织恐怖分子的法庭记录和媒体报道，发现在挫败恐怖袭击的过程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合法手段。也就是说，NSA的监听项目是缺乏说服力的大范围“钓鱼”项目。　　

　　“所以在质疑者看来，仅仅公布四个案例是不够的，也不能总是以国家机密为理由搪塞质询，公众需要更多的例证，来判断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是否值得。”张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