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我接到了阔别数年的大师兄的电话。3个月后，我们终于见面了。大师兄额前多出了一缕白发，言语之间，依然是当年的爽朗风趣。他说：我的血吸虫色素研究完成了，论文也发表了。我吃了一惊：太好了，祝贺你。这个熟悉的话题把我的思绪带回了从前。　

　　2004年，我还是医学院一个和老师们混得纯熟的小硕，某天和同学去学院办公室帮忙修电脑，看见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正在摆弄，我矜持地拍了拍此人的肩膀：“你是谁啊？”那人回过头，礼貌地笑了一笑，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哦！新来的。”　

　　此人就是我后来尊称为大师兄的孙博后，职称是副研究员，比我这等小硕高了N个层次。2004年他从农科院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到973首席科学家潘老师的传染病和疫苗研究所工作，捎带教授本科生的微生物课程。他的科研兴趣是“血吸虫色素研究”，这个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前景的东西，我们大家都不甚感兴趣，大师兄却乐此不疲，每每谈起，兴致盎然。

　　研究所主攻方向是疟原虫和血吸虫的疫苗研究，大师兄也参与其中，这些研究之余，他继续折腾血吸虫色素，同时热情地参加学校的各类学术讲座，和学生一样去图书馆读书。因为家太远，大师兄在同济边上买了套小小的房子，尽管房间被他堆得几无立锥之地，他却乐在其中，因为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工作上了。　　

　　那时的我，是实验室“著名”的“冰箱诗人”，所有放试剂的冰箱上都贴满我写的古体诗或是现代诗，于是我发挥特长，给大师兄和他的同仁们写了一首打油诗：“博士后，副教授，疫苗所里走一走，放眼皆泰斗；血吸虫，疟原虫，爱到深处不畏穷，其乐也融融。”

　　硕士毕业，我留校当了老师，一边上课一边做科研，更了解青年教师的清贫和烦恼，而大师兄，依旧百折不挠地做着研究，痛并快乐着。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再难听到血吸虫色素的故事了。

　　一晃十年。

　　“这件事做完了，了却我一桩心事，接下来我打算做肿瘤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从进化角度来探索肿瘤的发病机制。”大师兄说：“一个人一辈子，能解决科学上的一两个问题，也算不虚此生了。”

　　我忽然想起毛爷爷的那句话——“一个纯粹的人”。这个自谦为“科学爱好者”的研究者，在我心目中，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