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已成瓶颈

　　2012年两会之际，诸多民生问题成了今年的热点话题。尽管进一步深化改革目前已经成了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但是，多数网民还是较多关注关系到自身生计的一些民生问题。也许很多网民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只有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我国现有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一些民生问题，如房价过高，物价上涨过快，收入分配差别过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保的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和覆盖面不够，乃至普通民众的“老三难”（上学、看病、就业）等民生问题，以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不断发生且屡治不果等社会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以根治。

　　为什么说诸多民生问题都与政府的财政体制和预算制度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看，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了近20年了。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全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势头。我们粗略计算了一下，自2002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仅“第一财政”）就翻了约9.5倍，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39％，而同一时期的我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7%。在200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才18,903.64亿元，到2011年中国政府的“第一财政”收入就达到了103,740亿元。另外，尽管在政府的楼市调控政策下全国多数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低迷，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仍高达3.15万亿元。仅这两项加起来，政府的收入就已经高达13.5万亿了。如果加上各级政府的其他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保守估计目前全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财力也会在十七八万亿元，甚至更高。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的三大构成部分中，企业利润或/和居民收入份额自然会下降。国家统计的数字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一些民生问题就会不断出现，并积累了下来。

　　其次，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政府财政总体上来说主要还是“建设财政”和“发展财政”。在每年政府预算支出中，用在医保、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份额还比较少。譬如，我们这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每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十几万亿了，但政府用在医保上的钱，还只有两千多亿元人民币，与一个只有1079万人口的希腊政府每年用在社保上的钱差不多。由此看来，完不成从建设财政和发展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医保、社保和普通民众的“老三难”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

　　第三，由于在目前的预算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社会公众来说不公开透明，每年的财政支出和项目建设资金也不受任何（包括人大代表）的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这就为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预留了空间、机会和可能。近些年来，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不断发生，屡治不果。尽管中纪委、审计署和反贪局对政府公务员的贪污腐败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贪污腐败案件仍不断曝光。这说明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是有制度原因的，即与我们现有的财政预算体制密切相关。

　　既然现有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