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户籍制度的恶果。最基本的道理是，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人的趋利性会让人口流向收入更高的地区，直到地区之间的实质收入差距基本消失。换句话说，在大城市虽然人均收入较高，但考虑到大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地区之间的实际收入相差无几。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反而消除了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原因。

　　一种认识上的巨大误区是，城市需要通过控制人口规模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恰恰相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来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如果以政策控制的方式来限制城市的规模扩张，那么，城市原有的居民也会受损，这种损失不容易看见，但数据可以告诉读者，城市居民将损失由规模经济带来的收入提高。

　　更重要的是，户籍身份的差异在城市内部也造成了不平等。一方面，由于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挂钩，同时，城市政府又更欢迎高学历的人留在城里，于是，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宁愿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也愿意留在大城市里，而这部分人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另一方面，近年来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上升幅度较大，恰恰是因为在获得户籍和平等的公共服务几乎无望的情况下，必须用收入来对其进行补偿，包括补偿其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另一个我已经多次撰文指出的问题是，如果继续以户籍身份将城市居民区分为两种，城市内部的和谐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无本地户籍的居民在一些大城市已经达到40%，甚至在一些地方超过一半。身份的差异以及与此对应的收入差距会引起社会不满，降低社会公共的信任。也容易使一些社会矛盾转化为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的对立，这一趋势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中已经有所体现。

　　更为危险的是，如果大量低技能劳动者不能真正作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他们就不愿意提升自己的技能，因为他们预期自己下半辈子仍然是农民，而地方政府也缺乏动力投资于这部分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如果这样，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未来产业升级了，而大量的劳动力却无法适应这种产业升级的进程。农民工预期将回家终老，这在目前可能是对的，因为有户籍制度。但最终，他们的预期是不可能对的，因为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化在30年之后达到75%以上，现在的打工者最终会在城市里终老。

　　改革可以多赢

　　人们都知道，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体现是中美贸易失衡。而在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体现为GDP中消费的比重偏低，甚至低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在历史上最低的消费率。更值得警惕的是，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仍然在持续下降。消费相对不足，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和投资。

　　中国的消费不足与户籍制度的制约有关。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进城农民已经达到2.2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部分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工作更多是自我雇用型的，受雇于人的打工者签订长期和固定合同的比重也较低，这使得他们面临更多的收入风险。与此同时，由于工作和居住地不稳定，他们有更高的人口流动性，于是他们更少地消费了耐用消费品。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研究中，在其他条件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家庭人均消费比户籍人口低大约30%。这部分消费“损失”相当于我们研究所用数据当年家庭消费的4.2%和GDP的1.8%。要知道，中国经济一年的增长大约10%，消费的“损失”相当于一年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

　　阻碍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城市居民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城市居民总是认为，让外来劳动力落户，他们就会分享城市居民已有的公共服务。其实，在外来劳动力落户的过程中，城市的经济“蛋糕”会做得更大，即使城市居民分得的相对份额缩小了，其绝对水平却不会降低。

　　让外来劳动力落户的钱哪来？第一个来源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加。而另一个可以利用的来源，就是在既定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