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等素质，可以提高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的回报率，通常被称作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此外，教育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性，表现为社会收益率。因此，社会收益率越高的教育阶段越是需要政府的投入。相反，在社会收益率较低而私人收益率较高的教育阶段上，家庭和个人的投入积极性比较高。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在学前教育阶段最高，依次为基础教育、较高阶段的普通教育，最后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相应地，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低，恰好呈现与此相反的顺序。根据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规律以及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得出关于政府责任的若干建议。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形成城乡之间和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孩子的同等起跑线的关键，政府充分投入责无旁贷。值得指出的是，鉴于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社会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买单是符合教育规律和使全社会受益原则的，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近年来，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贫困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从家庭的短期利益着眼，这种选择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资本损失最终将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因此，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其次，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我国需要一批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欧美国家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通常在60%以上，德国、瑞士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都明显高于我国。我国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由于这个教育类别具有私人收益率高的特点，劳动力市场激励相对充分，因此，应该更多地依靠家庭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政府投入的力度应该低于普通高中。此外，应建立起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升学通道，加快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实现全面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