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让中国释放出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使风险和成本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任建明相信，同样的方法也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

　　2011年提出“廉政试验区”的概念以来，任建明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更好更快地让一部分地区或部门先廉洁起来。　

　　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显然是从邓小平主导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思路中受到了启发。经济改革让中国释放出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使风险和成本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任建明相信，同样的方法也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　

　　他一再强调，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了一片试验田之后，我们可以系统地推动反腐败的制度创新。” 任建明说， “一旦‘廉政特区’的试点成功，可能形成一套中国反腐败工作的独特模式或经验。” 　

　　《新民周刊》：如果从1978年算起，我们新时期的反腐事业已经推进了35年了，反腐情势却愈加严峻，反腐能最终成功么？　　

　　任建明：腐败蔓延已经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沉重包袱，特别是在腐败渗透到各级官员的家庭、身边人甚至本人的态势下，如果不实施重大的改变，就只会继续重复过去20多年所经历的越反越腐，并最终走到不可逆转的程度。　

　　我这样说有三个理由。第一，从过去20多年反腐败的实践来看，也就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评判，萧规曹随不可能成功。如果说今后有扭转的可能，那这种可能性在过去就出现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第二，具体地分析一些曾经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努力，发现也是阻力很大，困难重重。要继续深化和完成反腐败体制的改革，就会碰到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

　　第三，试图自上而下，全面地、一次性地清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将很可能酿成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引发巨大的政治风险，从而危及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使反腐败行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既然自上而下、一步到位和自下而上、仅凭地方改革首创都走不通，那还有什么样的可能途径呢？“廉政特区”是必行之路。　　

　　《新民周刊》：怎么才能构建“廉政特区”呢？

　　任建明：考虑到“廉政特区”实验的复杂性、风险性以及成功经验的可推广性和推广价值的大小，我建议，候选地方政府的层级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高，例如省级行政区，复杂性、风险性比较大，成功的难度大；过低，例如乡镇级，可推广性和推广价值比较小。由此来看，在副省级城市、地市、县市三个层级挑选会比较好。

　　在挑选“廉政特区”候选地区时，也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或基础。一般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或基础比较好，不仅在于物质基础对于改革试验来说是重要的，而且这些地方的官员思想比较解放，框框小一些，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也会更强一些。出于试验成功的可靠性以及引入竞争的必要性，显然不能设立一个，而是要设立几个。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要分几步走？　　

　　任建明：在我的构想中，“廉政特区”的试验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用时半年，主要任务是反思过去的反腐败工作，找到难以控制腐败的原因，为能有效反腐败准备各种必要条件。第二个阶段是集中查处阶段，用时1年到1年半。为配合快速、有效查处，特别是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清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可以研究在本阶段开始前，同时推出财产申报制度和有条件部分特赦政策。第三个阶段是综合治理阶段，用时3年到3年半。主要任务是制度预防，对微观和宏观的容易导致腐败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