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特区的试验就是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广阔的内地再造一个或几个新加坡或香港。如果这项试验能够成功，就真的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反腐败成功的路子，然后再把这些成功样板的经验向内地其他地区、其他层级政府推广。　

　　《新民周刊》：与以往的财产申报制度试点相比，“廉政特区”构想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任建明：我主张的“廉政特区”构想从来都是综合的、深层的试验，而不是单项的、浅层的试验。现在的改革试点，比如广东的公车改革、财产申报制度试点都是单项的。单项的试点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我们做到了如实申报、公开、内外监督、问责，它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大。　

　　去年12月，广东宣布在三个县区试点财产申报。这一做法还是延续了以前的反腐思路，只不过将其权威层级提高了。过去是地市或县市来试点，这一次是受省里委托进行试点，试点之后有可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我主张的“廉政特区”一定要国家层面的授权。　

　　《新民周刊》：和经济特区不同，“廉政特区”的主政者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　

　　任建明：虽然经济特区和廉政特区都肩负着制度或体制改革的重任，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和风险，但廉政特区风险更大，也更困难。经济特区一旦发展起来，就会迅速给本地区以回报，也就是说有正的激励，而“廉政特区”主要面对的都是阻力和风险，激励并没有那么立竿见影。　

　　治理腐败，尤其是查处腐败案件，都会给试验地区的官员群体，尤其是那些已经腐化了的官员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本。另外，由于廉政建设涉及的主要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阻力和风险也更大。　

　　“廉政特区”主要是政治特区，相比于经济特区，对本地区而言，风险大而激励少。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应当予以“廉政特区”更坚定的支持，更充分的授权，同时，还应当尽最大的努力给予特区官员，特别是主要官员以额外的激励。　

　　《新民周刊》：经济特区固然成功了，但从中一定可以推导出廉政特区的现实可能性么？　　

　　任建明：我并不是推导，只是比较，当然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廉政特区”是政治特区，与经济特区相比，政治特区对于官员很难有激励。“廉政特区”要到5年甚至更久之后才能看出它的好处，比如政府更加廉洁，办事更有效率，更能够吸引外部的投资，但在5年之内，我们看不到激励，看到的都是革自己的命。　

　　“廉政特区”的制度创新表面上是实现政府的廉洁，背后却是一系列的体制变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政治体制现代化。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传统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体制和几千年以来的体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