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任无极县后，刘日又在不同领域履职多个岗位，从河北行政学院退休。但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件事，刘日从1980年代初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研究基层计生工作，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尽快放开二胎。　“万事开头难，单独二胎放开，全面放开二胎应该也不远了。”在执著建言20多年后，刘日终于看到了政策变化的曙光。　　在刘日与朋友庆祝时，身在上海的梁中堂也正在和朋友聚会，不过，这顿饭不是为新政策而设，相反，梁中堂在饭桌上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报告新闻，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　

　　与刘日同岁的梁中堂，原本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为了给干部开设计划生育课，“误入”计划生育研究领域。在全国一致拥护一胎政策的1979年，梁中堂却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指出一胎化的负面影响。1984年，他向中央高层建议进行二胎试点，如今山西翼城二胎试点得到的数据，常常被作为二胎政策合理性的典型证据。　　

　　从1980年代开始，梁中堂期待翼城政策能够向全国推广，但时隔30年，政策调整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单独二胎放开是进一步退两步，从观念上说是一种倒退。”很大一部分人口学者有着同样的担忧：单独二胎而延迟全面放开二胎推行的时间。　　在生活上，梁中堂和刘日两个同龄人几乎没有交集，但他们都在自己的事业高峰参与或见证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他们不仅经历了历史，还从对基层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自己对计划生育的独立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两人近30年来在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压力下，还执著地用尽自己所能，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反映给可能影响决策的人或者主管部门。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重要的表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包括刘日、梁中堂在内的很多学者，在反映群众期盼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日，《新民周刊》专访了梁中堂和刘日两位同龄人，透过两个人的所思所为，我们正好可以梳理计生政策30余年来的变化。

　　温故1979

　　无论是学者的论述还是官方的回顾中，1979年都被当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

　　当时，计划生育作为一个自上而下贯彻的政策，已经影响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几乎所有家庭，控制人口的观念已经是全国上下的共识，就算从家庭需求出发不情愿，但大多数百姓都赞同只生一个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就在这样一片赞同的氛围中，刚刚30出头的梁中堂，居然公开指出一胎政策的负面影响，一时间，他成了圈子里的“另类”。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党校教师梁中堂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在大会上发言。彼时人口学界提出2000年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零的理论，梁中堂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