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胎化，梁中堂指出五个可能的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人口减少而造成社会负担、老龄化……这些现在被人们熟知的概念，在当时还很罕见。“那时我也是从《参考消息》上一些对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知道，当人口减少时，各种问题会浮出水面。”30多年后坐在上海的家中，梁中堂并未对自己当年的超前眼光给予太多赞誉。　

　　论文中还指出：“从我国人口现实出发，既不能认为我国人口问题已经成灾，无法收拾，采取无所为的态度，也不能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随意处置。”多年后，以上这样的表述只能算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但在当年，却要冒着站在多数人对面的风险。

　　“一胎化”并没有写入计生政策的正式文件，但根据梁中堂的研究，1979年上半年到1982年2月的近3年中，各地执行的就是一胎政策。根据梁中堂提供的史料，1979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心转移到只生一个上来，讲话中有两个地方使用了“一胎化”一词。

　　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地开表彰大会表彰一胎化执行得好的单位和个人，青年组织发起向青年夫妻倡议只生一个的活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城市的工厂里，已生育的妇女被统一安排结扎，如果有不肯结扎的职工，妇委会、厂领导要逐个攻坚，直到完成任务。　　

　　梁中堂还记得，等他发言完毕，会场里气氛有些怪异，他的理论显然与当时主流的声音背离。　　

　　到了1982年2月，中央调整生育政策：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在此基础上，各地出台了可以生育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