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82年政策有所调整，但现实中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人非常少，因此普通人的印象中，从1979年到1980年代后期，各地城乡执行一胎政策依旧非常严格。　

　　关于那时的计生状况，刘日是有发言权的。1985年，他是县委书记，一方面，国家的计生政策他必须严格执行；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刘日清楚群众对政策的抱怨与不满。　　

　　刘日决定自己到农村去做调查，看看农民们的生育意愿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计生政策的看法是怎样的。“别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调研计生工作。”刘日选择了一个普通的村，一户一户上门调查。　　

　　“对计生政策调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小于一’，就是说，假如实行二胎政策，会比实行一胎政策生的人少。2007年，我从《报刊文摘》上看到山西翼城县试验的报道，上面说，‘夫妇可生两胎，出生率却低于全国’，这恰恰印证了当年那个‘二小于一’现象。假如全国从一开始就实行二胎政策，那么现在全国人口应该低于目前的人口数。”　　

　　“通过调查研究后我认为，一孩化计生政策不符合民意、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刘日认为，“如果允许生两个，一儿一女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儿子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女孩的家庭虽然不满意，但想到孩子将来有个伴、有个亲人，也就认了。这样的政策阈限是比较合适的。”　　

　　到了新世纪初，刘日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构想，把建议归纳成“奖一，放二，禁三”， “奖一”，即对只生一孩的夫妇进行奖励；“放二”，就是放开生育二孩，允许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二孩；“禁三”，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严格禁止生育三孩。

　　执著建言

　　一边要执行国家政策，一边又保留对计生政策的不同意见，县委书记刘日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维系两者之间的平衡。“我们要求做计生工作的时候既要坚决贯彻执行计生政策，又要讲道理，避免简单和野蛮行为。”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高压气氛笼罩在城乡上空，特别是在农村，官民之间的关系一度因为抓超生而十分紧张。“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刘日一口气背出好几条那个年代乡村中常见的标语，以印证当时的高压态势。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也在小说《蛙》中，描绘了198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残酷一面。　

　　到了1980年代后期，“农村家庭确有困难可申请生二胎”的政策，在各地被落实成为“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样，一大批农村居民终于有了可以生二胎的机会。　

　　这个时候，刘日没有忘记盘踞心中多年的想法，他多次把文章寄给各级领导，继续建议将计生政策调整为奖励一胎，放开二胎，禁止三胎，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大、政协、各省四大班子主要领导、计生委主任……河北省的各级干部。”　

　　2007年，刘日收到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信，信中回应了关于计生政策的建议。除了感谢，来信中说，“生育政策的调整十分敏感，需要对人口形势以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作出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分析。需要考虑中国国情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也需要制定积极稳妥的实施方案。”关于计生政策调整，信中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