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调整不能很快实现，但信中有一段话让刘日倍感欣慰：“您对生育政策微调的建议也是我们研究生育政策的方案之一。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战略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抓紧目前稳定政策的有利时机，正在内部进行积极研究，为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事实上，高层和计生主管部门接到的建言，远远不止刘日一个人的来信，人口学界部分学者曾多次联名呼吁立即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专家们提出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如此低的生育率将威胁社会发展；二是放开二胎并不会带来人口急剧增加的风险。　

　　关于第二个理由，梁中堂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当别人用纸笔计算时，他着手在现实中开展实验，以测算放开二胎带来的实际生育率变化。　

　　1979年在学术会议上“放炮”之后，梁中堂重新投入到人口学研究中，1984年，梁中堂以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身份，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有条件的二胎政策。得到批复后，梁中堂选择翼城作为二胎试点，翼城因此成为“人口特区”。

　　如今梁中堂回忆说，选择翼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理由，可能是当时翼城卫生工作抓得比较好，管理相对正规，这样对试点的开展会比较便利。

　　翼城试点的全部内容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二胎，而是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限制条件包括：晚婚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二胎。

　　翼城试点一直持续到2000年，这期间的多次普查资料显示，翼城的人口控制状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和生育率为0.18，而山西和全国的数据为0.76和0.68。2000年到2010年，翼城县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年均增长率数据，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山西省平均水平。　

　　最新的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翼城试点”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梁中堂也常常被记者要求评价翼城实验。作为翼城试点的主持人，梁中堂却显得非常冷静。“人口的变化有它自己客观的规律，政策可能会对这个规律有一定的影响，但基本的规律不会变化。我很难说翼城的数据和二胎试点政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这些年，梁中堂不时会被媒体拉回翼城去看一看，但探访常常让媒体失望。和内地大多数乡村一样，翼城农村的青壮年都出门打工了，乡村日渐萧条。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从经济负担、孩子无人照料的角度出发，主动地选择少生，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提到翼城试点时，梁中堂没有多少自豪感，反而觉得挫败。“刚开始试点的那些年，我想用翼城的这些数据，推动二胎政策向全国推广，但很多年过去，一直没能实现。”

　　2000年，翼城试点结束，梁中堂也离开山西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这些年，他从未停止对计生政策的反思。“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当做目标来追求。”现在，梁中堂仍然坚持支持全面放开二胎，单独二胎新政公布后，他期待生育政策尽快从单独二胎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　

　　尽快全面放开二胎，也是刘日的建议。“我认为，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最多间隔一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两年，不要太长。”

　　脱敏尚难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所有家庭，因此，政府在政策调整上谨慎小心，从本次单独二胎政策的公布就可见一斑。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若干条重大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备受瞩目。新政公布前几天，卫计委回应相关猜测时提到“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计生政策不会调整，但熟悉计生系统语言体系的人都明白，在官方的表述中，计生政策不等于一胎政策，因此，计划内的政策调整，也符合计生政策的定义。

　　官方的谨慎与计生政策的历史紧密相关，30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以贯之，作为一项自上而下高度重视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