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丹麦历史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于1836年提出三期说。他在对博物馆杂乱无章的藏品编排顺序时，依据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变化，依出现的顺序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随后，早期的考古学家们就开始调查世界的不同区域，这股“考古热”逐渐从欧洲蔓延至整个美洲。考古学发展至21世纪，科学家们已经完善了整个考古与鉴定流程，在缜密的考古发掘过程后，学者们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来确定文物的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一为史学方法，二为物理方法。譬如物理方法，至少要通过两种主要的鉴定方式鉴定文物的年代。
霍巍则明确表示，研究历史，一定得占据“双重阵地”，亦即文献和考古并重。
文物修复不应是文物破坏
记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看到，专门设立的文物修复部门，对馆藏从中国古玩到波斯地毯，以及埃及文物，都逐个进行精心修复。
然而，就像大英博物馆当年对唐摹本《女史箴图》进行修补时，改成日式装裱而铸下大错一样，对于西方诸多博物馆来说，其是否有能力对世界各国文物进行修复？这确实值得质疑。中国唐代的书画理论家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如此写道：“非好事者不可妄传书画，近火烛不可观书画，向风日、正餐饮、唾涕不洗手并不可观书画……”今人无论中西，当然会在恒湿恒温等条件下进行古画修补，但做到科学合理，又怎可能是一时一日之功呢？
另一方面，对过度发掘，是否是一种保护，文保界是有意见分歧的。有人认为，在当下条件下，尽量发掘地下所藏，然后方可妥为保管。而持不同看法的大有人在。曾参与保护敦煌、承德殊像寺等的美国盖蒂文物保护机构建议，文物遗产的保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将考古遗址各种信息整齐编录成册是文物保护的重要环节。通过比照信息，考古者们能决定是否对一处遗址进行发掘或保护。在20世纪下半叶的考古热过后，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当时在未经研究的情况下大肆开挖遗址，可能是另一种破坏。
“基于在尊重原有材质与文献记录下，保持并展现遗址的历史与美学价值。”这是尼古拉斯·普莱斯博士（Nicholas Prince）在其《废墟重建造：原则与惯例》一书中所秉持的观念。作为英国《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创始主编，普莱斯认为，历史遗迹的翻新再建是最下策。可见，修复文物的优先级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