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民族主义者抨击的不一样，买办不可被简单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声誉颇隆，既为雇员也是公司合伙人，起着核心作用——没有他们，就没有商业贸易。席正甫在汇丰当了30年的买办，建立了庞大的“买办世家”，家族分布出的亲戚、连带关系，掌控着外滩所有的大银行。席氏在外滩金融历史上的地位，恰如华尔街的摩根，即规则的设立者之一，熟谙游戏的一切玩法。

　　外滩的外国银行不断膨胀，我有识之士已察觉“不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盛宣怀一再向清廷上书，光绪遂责成其“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总行董事），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外滩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其后，更多的华资银行诞生，打破了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垄断。

　　整个外滩面江的这条线，都是巨型的外资机构；外滩以西的小马路上，中国银行家们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后的第三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同天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合登了一条致谢的公告。彼时，权贵巨贾才是外资银行、官办银行和传统钱庄的座上客，普通百姓的小额储蓄基本是空白。陈光甫看到了平民市场蕴含的无限商机，推出“壹元开户”的吸储方式，而类似的、以平民为“重点客户”的银行的崛起，对上海日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全民金融意识皆强，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致使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工业经济迈入高速成长的轨道。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计算，1912年—1927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在百年企业史上，此般盛景亮相三回，其余两次分别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而在老底子这轮工业化浪潮中，陈光甫凭借对民族资本家的放贷，大获成功。

　　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上海，在亚洲独步一时；可以说，外滩的银行家们，一度左右着中国的经济，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上世纪20年代，外滩仿佛一个超级工地，尤以1923年落成的汇丰银行大楼最弹眼落睛。大楼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间最华贵的建筑，超过当时外滩所有建筑造价总和的一半。据悉，汇丰选址时专门请教过风水师，最后确定在黄浦江这一弯的顶点，怀抱一江水，寓意财富源源不断。英国银行通过建筑标明身份，壮丽的全景，彰显雄厚的商业实力，予人值得信任的感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汇丰各种期货和货币的牌价，是中国的官价，事实上代替了中央银行的责任。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主持了外滩23号中国银行（前溯20年，上海分行率先抗拒袁世凯政府停兑令，中行声誉因之大振）大楼的奠基典礼；翌年，大楼结构大致完成，外滩终于有了一幢中国风格的大楼，基本轮廓就此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