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高层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上，控烟面临与垃圾分类相似的问题，即目前的实践集中在城市立法，国家层面的上位法一直未能落地。较之垃圾分类更为复杂的是，控烟的全国法规面临着烟草业的巨大阻碍。

　　在专门的法规之外，各界人士也在努力促成全国层面其他法律中对控烟的推进。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控烟人士提出了对正在制定中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修改建议。该法强调全民共享、预防为主、保护公众健康权益，2018年10月22日，该法草案二度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有关控烟的条款，主要为第八十五条中的如下表述：“国家采取宣传教育、价格税收等措施，提高控制吸烟成效，减少吸烟对公民健康的危害。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强化监督执法，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烟草制品包装应当印制带有说明吸烟危害的警示。……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在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吴宜群看来，该条款没有在国家层面对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做明确要求，这与我国已经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的要求差距较大，与我国“健康中国2030战略”规定的相关内容也有较大距离。她建议，法条可以明确为“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因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明确要求缔约方的法律条文应尽可能明确哪些地方禁止吸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草案原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对控烟立法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即没有提到国家层面的立法，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层级不能立法，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是否必须立法也没有确定。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研究员何琳提出，说明烟草使用具体健康危害的大幅图形和文字警示印上烟草包装，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这些也应该列入法条。

　　“当然，考虑到各地分散立法的成本，全国立法的影响覆盖面更广效力更高，以及实现‘2030健康中国’目标、促进社会文明的紧迫性，我们更期盼国家层面的控烟专门立法。”吴宜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