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退潮 人口结构改变

　　改变人口潮汐的宿命，似乎举步维艰。《人类的潮汐》一书中无不在佐证这个观点：不均衡人口结构转变势必带来不稳定局势。

　　在中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为何预想中的生育高峰不仅没有出现，反而迎来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的双降？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追根溯源在于人口结构的转变。

　　出生率持续低位徘徊，首先是结婚率上不去，经济发展带来生活高质量追求，也间接推高了单身人士比例，更何况，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特别是房价，使得结婚不再成为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结婚率只是人口红利退却的第一步，结婚率下降直接导致出生率下降，但在2002年之后出生率下降更多是因为不想生。养育成本及生活压力的提升促使人们“不生”的选择。

　　一方面，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61.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意味着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大；另一方面，双职工家庭存在看护小孩的尴尬现状，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博弈，令更多父母陷入两难。

　　32岁的沐沐，在上海某设计院工作，家有刚满2岁半的男宝宝，由于朝九晚五、出差频繁、无法顾及家庭，只能请奶奶来帮忙，一个月纯花销一两万元不说，为了孩子上幼儿园，把120平方米的新房也置换成70平方米的学区房了。“一个孩子就够我们忙的了，两个真的不敢想。”在沐沐看来，一年两三万元的育儿成本，加上月供一万多元的房贷，养育孩子这个选项已然成了 “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长远来看，结婚率、出生率如果持续低迷，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具体来讲，中国在2000年起就面临老龄化挑战，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7％，抚养比则从2000年的10％上升至2017年的近16％，这意味着之前10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目前变成了6个。而养老支出的增加，不仅挤压家庭消费，还加重财政负担。

　　而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大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强劲消费需求，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弱。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认为，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超过5个百分点。而如果当前出生率不能提升，那么等到目前占比超过17％的40-49岁年龄段人口步入老年，我国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减退。因此，结婚率和出生率双低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棘手。

　　如何遏止变老的速度？

　　美国人口学家沃伦·汤普森，1929年提出的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起初，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随着农业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随后也开始下降。虽说人口总量增加，但相对于成年人口，儿童数量较少，需要照顾的退休人口增多，而一个劳动力强国的变老，才刚刚开始。

　　那么，如何遏止国家变老的速度？从现代女性视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