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日本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政府就通过延长育儿假、增加保育设施以及奖励那些提倡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公司来设法拉平M曲线（注：M曲线指日本女性劳参率在20多岁时到达顶峰，30多岁生育后急剧下降，之后50多岁时再次上升。）御茶水女子大学经济学家Nobuko Nagase表示，这些举措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纵观国际措施，德国建23万个托儿所，韩国给产妇90天带薪假期，俄罗斯实施“母亲基金”项目，日本一次性奖励42万日元“生育金”，本质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招数，有观点指出，实际上，政府在改变人们生几个孩子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即便中国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也只是让原本就会发生的出生率下降加速发生而已。

　　而从另一个侧面分析，用生育政策，应对老龄化虽必要但效果有限，毕竟按照现有调整至少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有限影响，另外，这一目标的达成也存在制度缺口——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应该清楚，老龄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或者说是“慢备快老”。

　　伍海霞解释道，等于说干活的人少了，需要干活的人来养活的人多了，这样就出现了养老与发展的二元困境。

　　“中国式思考”的答卷

　　《空荡荡的星球》一书指出，人口结构的转变正在加速，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面对人口红利退潮，什么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呢？首要解决出生率的问题，而解决的路径，必须跳脱出现代化的“牢笼”，令人的本性回归到“人口再生产”的需求当中来。

　　按照刘汶蓉的观点，解决方案的成熟，应首先树立“男女平等”的文化观念，单靠个人力量是行不通的。上海市妇联在本次两会中关于“家庭生育假”的提案，就提出父亲是平衡两性在“工作—家庭”中的关键角色，为了消解女性因生育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建议增设夫妻共享生育假，138天的产假除第一阶段产妇必休的98天产假外，剩余40天由夫妻双方共享商议承担，而双方的津贴来源，则建议由生育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平衡承担。

　　这一观点并非首创，早在2009年的日本，政府就提出“女性经济学”政策，使幼儿母亲的劳参率，从2009年的40%升至2015年的50%。为了帮助新手妈妈重返职场，雇员要求提供6小时工作日，雇主必须同意；为了平衡女性在职业上的晋升及建树，政府迫使企业转变观念，减少加班时间，并在董事会中增加女性成员，当然也包括延长父亲的陪产假。

　　Nagase研究机构发现，这一措施效果显著，尽管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