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父亲请假比例仅为5.2%，但依然有所上升，这意味着父亲们比原来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刘汶蓉教授补充道，不能再按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期待去择偶，新的婚姻制度必须适应新的性别结构。

　　而养老问题的解决，也需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之一，超过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中至少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空巢比例为34.83%，在养老服务领域，上海始终坚持“9073”养老服务格局和“五位一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探索完善超大型城市养老服务的“上海模式”，打造“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提供融合助餐、日托、全托、医养结合等为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

　　在伍海霞看来，养老与发展并不完全是一种困境，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还要根据老年人特定的消费与追求，扭转社会对老年人“负累”的定位，形成“最美还是夕阳红”的老年繁荣产业，进而达成“人力资本发掘”与“经济繁荣输出”的另一种代际平等的状态。

　　日本家族企业Ohara专门招聘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工作经验丰富，知道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公司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从不迟到，甚至做南瓜酱这种重复工作，都特别乐意。”现年70岁的Kataoka就是其中之一，65岁时，他从一家医疗制造企业退休，但还想工作，养老金足够他维持生活，但支撑不了多少休闲开销。

　　因此，站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重新审视老龄化只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应对老龄化不是一种应急策略，而是社会短期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另外，还应看到，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同样也是社会财富产出的重要途径，从这个层面讲，养老与发展实际上是齐头并进，并不会形成真正的困境。

　　但需要提升的方面仍然存在，在传统制度框架大多通过干预人口发展让“人口变化适应制度发展”，实际上，这一操作空间已越来越小，挑战本质上更多源于制度的“相对滞后”。出生率、结婚率、老龄化，今天的人口结构转变，已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必须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以整体、动态的视角重新思考战略布局。

　　在过去30多年中，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实现双赢。人口结构的“动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无法逃避现实，但它也不完全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