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的，肉身因此变成了累赘和负担，我们的肉身变得沉重。　

　　现代西方思想携坚船利炮汹涌而来。台湾学者黄克武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说，在古代，理想男性几乎都是文弱书生，表现出阴柔之美。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观念传入中国，比如大力士形象的出现，人们开始展开对肌肉的想象，再加上军人文化的兴起，新的身体观逐步形成。　

　　翻开1915年6月27日《申报》第8版，刊登了威廉士大药房红色大补丸广告，意思是，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吃药。而那一天的《申报》头版，也是整版的医药保健品广告。　　一则画着手持长枪奋勇杀敌的士兵的广告，郑重地告白：“中国欲求强，必先求人民强壮为急务，非彬彬雅士、瘦怯书生可能立国于列强之前也”，只有那些“血气强盛”、“精壮有力”的“赳赳武夫”，才能够“取胜于疆场”，也只有这些“精壮有力”之人生下的子女，才能更为精壮，如此代代相传，“自此以往，国未有不强也”。　

　　当时，“东亚病夫”的耻辱大大地激怒了中国人，爱国者都希望一洗耻辱，改变这种矮小柔弱的形象。　

　　但要达成如此宏图伟愿，殊非易事。比起饮食和药品保健这些商业气息过重且花费不小的强身舶来品，另一样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事物则更具有大众性，这个舶来品的名字叫“体操”。1902年，天津教育家严修东游日本，在体操学院看到日本学生演习西洋体操时，对其“穿插进退，极有态度”大感赞叹，在其后来创办的南开学校中，体操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体操不仅仅是大众教育的课程，更被上升为国家事务，被用来集体改造中国人的身体，使之符合一个强国的需要。1919年，孙中山在精武体育会十周年的庆典上，亲笔写下的“尚武精神”的题词，体操正是一种“武”的表现。学校中亦有所谓的“兵式体操”，以军事化的操练强调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1920年代以后，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内容更为多元化，目标是培育具有“健康美”的现代国民。　

　　新的身体观就此逐步形成。但黄克武强调，通过20世纪上半叶印刷媒体的大量传播，优生学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由此体现出国家对身体的规训与管制，“如果国家要遂行统治，身体是最基本的单位，情欲理所当然也要被管制起来。所以，在身体观的近代转型中，国家与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张力。”

　　身体，被社会重新认识

　　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第一次开始正式“公开”自己的身体。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三大文妖”，分别是：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　

　　张竞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谈论性学的大学教授。张竞生其实是一位革命者，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南北和议时，他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他一生充满传奇，其贡献不仅仅是开启中国现代性学之门，更是以此启发国民心智，以脱掉肉身上的沉重负担的思想。在他的世纪，他所提出的观点，如“节制生育”“爱情四定则”“女子也应该享受性爱快乐”等，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　

　　他到上海后，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一书。为此，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怒斥该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此书遂被禁。　

　　其时，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1920年起，陆续为人体写生课聘请女模特。这件事在上海不仅引起轩然大波，还被军阀孙传芳下了通缉令。幸好当时在五四运动期间，刘海粟这一企图与西方教育接轨的行为被看作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他的课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