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草地时，涂通今是红32军8团卫生所所长（建国后曾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少将），晚年他这样回忆说：“长征时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上世纪30年代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长征中就更是金贵稀缺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牺牲了。”涂通今在新中国之初留学苏联，成为长征中走出来的三个红军博士之一。　

　　理想、信念也始终感召着这支队伍中的“红色华佗”们。红军中央医院首任院长傅连暲原先是个基督徒，受毛泽东感召于1933年参加红军；在长征途中救治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红军领袖，后在陕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开国后的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一位叫孙议之的国民党资深军医，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为红一军团所俘；但他不愿意接受盘缠回家，反而在红军医院里讲授病理学和担任外科主治医生。经批准，爱惜人才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每月给他60元优待津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津贴都是5元），但被他拒绝，他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一路救治伤病员而功勋卓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西医出身的“红色华佗”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人，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强调和践行“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也为中西部医疗机构的布局倾注了心血。

　　妇女解放：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常说——“妇女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939年的延安，人民领袖毛泽东在妇女干部培训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也激情满怀地宣称——“中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的激情源自于苏区中曾经和正在蓬勃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长征中红军女战士的杰出贡献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曙光。在中央红军中，危秀英就是突出的一个解放典型。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尽管已经为红军工作了多年并解除了童养媳身份，危秀英的父亲还是要把她再度卖掉，最后还是红军解救了她。新中国建国后危秀英曾感激地回忆，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1934年10月，危秀英被编入中央红军的干部休养连，当了一名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给伤病员和民工做思想工作。行军时，她同临时雇来抬担架的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还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她要照顾民工的生活。她不仅抬担架最勤，还救活过误食野菜中毒的很多红军战士和干部。长征胜利后，她成为中共陕北省委的第一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曾经和周恩来、邓小平以及蔡和森一起留法的蔡畅资格最老、被尊称为“大姐”。她意志坚强、绝无怨言，按职级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总是让给伤病员。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她常常用法语吟唱《马赛曲》、用俄语高唱《国际歌》，极大地提高了长征将士们的士气，神枪手康克清则把蔡畅所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革命胜利后，蔡畅成为新中国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　

　　和蔡畅一样，红军女战士除了直接参与战斗，在政治与宣传工作中的作用和丰功伟绩不可磨灭。在中央红军中，女战士

　　“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牺牲了。”涂通今在新中国之初留学苏联，成为长征中走出来的三个红军博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