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布依、仡佬、土家、白、纳西、彝、藏、羌、裕固、回、蒙古等少数民族。显然，这是党和红军第一次长时间、大范围、面对面地与众多少数民族接触，面临着破解国民党以及前朝反动政权累积起来的民族矛盾、争取少数民族同胞支援红军并参与反帝反压迫斗争等战略任务。　

　　中央红军以惨烈代价突破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后，李培南和他的队伍就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李培南这样记叙——“这里的敌情已比较缓和了一些，因为广西军阀的部队，在桂东北这一带山区驻得不多，只有一些民团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进行骚扰，破坏红军与群众的关系。而这一带又是苗、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他们又利用少数民族对过去汉族的军阀、官僚、地主剥削欺压所引起的仇恨，来破坏红军的声誉，使我军在前进中遇到不少的困难，特别是有时没有房子住，有时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呢？一方面是防火防特，因为“这一带少数民族群众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柴草又堆在门口”，李培南所在的中央军委纵队驻地就抓获了放火破坏的特务，向少数民族群众洗清了泼向红军的污水。另一方面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多方调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这些风俗习惯，不要在宿营后任意更动群众家内用具的位置，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发后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如果“实在不得已在群众不在家的情况下，动用了群众的一些粮食，烧了群众的一些柴草，必须写明用了多少斤两，并按价留下现金”。　

　　遇到不逃逸的少数民族群众，李培南等人就抓住机会做工作、宣传红军的主张。进入贵州、云南这两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大省之后，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多有神来之笔。 “渡金沙江时，当地36名彝、苗族和汉族船工一起连续为红军摆渡9天9夜，帮助数万红军用仅有的7条木船安然渡过天堑”。此后，红军面临的对手主要就是地方军阀。

　　在李培南回忆中，此时的红军战士士气高昂，但中央决定“部队必须迅速北上，一方面要消灭前进路上截击我们的川军……还要通过当时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的彝人区，抢渡天堑的大渡河，胜利翻过大雪山，争取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不过“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通过大凉山彝族居住区。这是一个长期民族对立，地势又非常险要的地区。……以前四川军阀的部队曾整团通过彝人区，但被彝人解除了武装。他们仇视汉人，更仇视汉人的军队……很显然，不能靠武力强行通过”；否则会“造成极大的冲突和严重的伤亡，对我军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情况下除一般的沟通如赠送礼物和遵守纪律外，还需要系统性的民族政策设计了。

　　1935年5月22日，红军在冕宁县城公开张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下简称《布告》）。这个布告是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在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部队进入冕宁时就已普遍宣传。《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当时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红军指战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把竹子砍下来整齐地排列成一样高，用手比划向群众解释，意思是你是彝人，我是汉人，我们都是一样高的，这就叫做民族平等。紧接着，就有了“彝汉结盟”的佳话。

　　刘伯承和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按彝族礼仪结盟之后，红军不仅获得了通行便利，还直接获得了粮食和兵源上的重要补充。在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之后，红军执行的民族政策越来越清晰明朗，如在阿坝的藏民区和甘南的回民区等地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各民族青年的纷纷加入，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已是多民族的人民子弟兵。而红军的实践，体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声。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