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立即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后来还被译成法、俄、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10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红星照耀中国》后，对斯诺非常赞赏，曾三次接见他。1939年，当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在大量的采访基础上，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饱含热情地对长征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德国友人王安娜女士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1964年，她以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和中国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撰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王安娜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写道:“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

　　争相研究 学者眼里的史诗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特有的精神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成为突破时代和国界的伟大事件，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也成为各国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

　　1971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威尔逊是西方第一个联系中国现实、比较系统地研究长征史的学者，他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读，对长征的描述以及剖析堪称经典。在书中，他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

　　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军事史学家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说，红军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1万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 。

　　1990年，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怀着对长征的敬慕，来到中国，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出版了大型长征画册《中国——长征》，展示了长征路的崭新风貌。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对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

　　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苦难，如炼狱之熬煎，烈焰之涅槃。“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推翻两千年来停留不前的伦理体制和政治制度。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美国学者威廉·莫尔伍德为之惊叹。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众多长征著述中，1985年出版的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斯诺当年曾

　　美国军事史学家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说，红军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1万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