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乘船离开上海。半个多月后，陈云在苏联写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该书稿有意假托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对工农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长征英雄事迹进行了最初的宣传，对红军长征精神作了初步的凝炼，其起意构思当在居沪之时。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长征事迹在上海得以记录、长征精神在上海得到初步提炼，实非偶然之事。

　　上海为红军长征输送文化战士

　　长期位居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上海构筑的文化高地吸引并造就着各方文化人才。受过左翼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化人才进入苏区，后随红军万里长征的，亦不乏其人。这其中冯雪峰、李一氓、成仿吾三位尤为突出。冯雪峰进苏区前为“左联”党团书记、中共文委书记，李一氓在上海是中共文委委员、“文总”负责人之一，成仿吾曾留学日本、法国，在海外加入共产党，后到上海参加“左联”活动。三人都是文学家，在长征中都被编入上级干部队，与董必武、徐特立二老同任政治教员，可见党对他们的重视。

　　经过万水千山、血与火的考验，长征深深锲入他们的生命。成仿吾后作有《长征回忆录》，李一氓对长征也有生动回忆，冯雪峰创作长征题材小说之艰难历程更是令人动容：因皖南事变后被捕，50万字长篇《卢代之死》初稿失落；建国后因被打成“右派”，虽然摘帽但不允许创作长征这样重大题材作品，以至抱憾终天。此外，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黄镇，在征途中克服困难、展其所长，成为红军队伍中用画笔记录长征的第一人。

　　高擎左翼文化大旗的鲁迅，与红军长征发生多重的关联。一方面，鲁迅作品鼓舞着长征将士，大增红军前行的自信力；另一方面，鲁迅身在上海，心系红军命运，从报纸新闻、从交往的外国记者，还有1936年春受党中央委派重回上海的冯雪峰等渠道，搜集着长征的相关信息。事实上，早在1935年夏，鲁迅就收到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托人送来的信与文稿，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写就的文字托付交给鲁迅，可见对鲁迅的高度信任。鲁迅1935年秋末创作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尾联“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后一句暗指中国西北角，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史实相对应。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特派记者史沫特莱那里，鲁迅得知了红军东征的胜利消息，他与茅盾联名给红军发去了贺电。此外，他还给陕北送过各类书籍与火腿等食物。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溘然长逝。唁电信函如雪片般飞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还为追悼鲁迅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当时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陈绍禹（王明）在《救国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更是揭示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鲁迅对中国红军英勇奋斗的事业，表示无穷的爱护；特别对于红军主力西征的英勇战绩，表示莫大的称扬，他曾约过十数个亲身参加红军和苏维埃工作的同志，去作长久的密谈；他搜集了很多材料，预备写一本关于中国红军战斗的文学作品，他曾说，如能将中国红军西征情形写成文学作品，将比苏联著名的《铁流》更加有趣。”文中所说的“红军主力西征”“中国红军西征”实指长征。

　　早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来沪疗伤时，鲁迅曾与他促膝长谈，就有意创作反映红军战斗题材的小说。红军长征的非凡壮举，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更是合乎情理之事。曾经活跃于上海的左翼作家群中，李之琏作有小说《突围》，反映工农红军在江西突破敌军“围剿”的宏大场面，因受国民党当局的审查未能发表。蒲风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描写的是农民被迫揭竿而起，但其后记交待是为了表现“铁流群的西征北伐”的“种种困境里的情绪的提起”。置于如此历史语境，鲁迅萌生创作铁流二万五千里的文学冲动更易读解。

　　长期位居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上海构筑的文化高地吸引并造就着各方文化人才。受过左翼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化人才进入苏区，后随红军万里长征的，亦不乏其人。这其中冯雪峰、李一氓、成仿吾三位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