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第一主角”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当时都躺在担架上。行军途中，两人看到前方有一片茂密的橘林，就让人把自己抬进去休息。等旁边的人都走开后，两人头靠头，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当天晚上，王稼祥就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又告诉了毛泽东等人，话一传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样的说法由张闻天提出来，分量很重。在长征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公认的在地位上仅次于博古、李德三人团的人物。有了张闻天的这番话，很多人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当时的红军将领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如此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这个经典的故事时，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这个“阴谋”，正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事件。

　　红军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的三人团在一起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始。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博古在报告中，仍然是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否认指挥错误的主观原因。随后，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作了被称为“反报告”的一番发言。

　　张闻天平时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但在此时，他的报告尖锐犀利，直指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错误，对其进行了旗帜鲜明而系统的批评。　

　　徐国梁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张闻天的理论水平非常高，为文旁征博引，很有力量。遗憾的是，由于长征中条件艰难，张闻天这篇“反报告”的原文没有得以保存下来。记录遵义会议的文献，保存下来的只有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但从他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文字中，都可以推论这篇报告充满的严密逻辑和科学原理。

　　张闻天的报告，打响了扭转党和红军命运的第一炮。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主导了会议方向，定下了会议基调。

　　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受中央委托，张闻天在之后的行军途中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以党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这次会议的成果。

　　为正确路线护航

　　在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里，有这样的描述：“扩

　　当时的红军将领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如此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