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下”出版《西行漫记》

　　不过，在斯诺获得盛誉之初，中国读者仅有极少数人听说此书。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在住所里，他将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寄到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样书赠送给胡愈之。

　　胡愈之当时是上海抗日救亡的文化旗手、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建国后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出版史记载——“胡愈之当年对此书已有所闻，只是没有看到具体内容，收到斯诺的这一特殊礼物后如获至宝。在回家的车上就开始阅读，回到办公室后更是关上门、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速读这本书。书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他随即四处奔走，联络了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共同商量出书问题。胡愈之在座谈会上对他们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尽管炮火早就覆盖上海，斯诺的这部著作鼓吹抗日的主张，当时的国民党对出版中共情况的红色书籍查得很严，轻则停业整顿、罚以巨款，重则抓人坐牢和出版社关门，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书。上海文化界的抗日志士们经过周密商讨，决定自己办个出版社，社名叫复社，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编辑成员有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十多人，由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万一，书名没有用《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名，而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

　　胡愈之后来回忆：为了抢时间，把原书拆开让十多个人同时翻译。全书12章30多万字，不到1个月就翻译完毕。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参与成员每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预约券。每本书定价2.5元，如果用预约券购买，只需1元，这样可以先解决一部分出版经费。经费略有眉目，印刷又成了突出的难题。上海沦陷前夕，商务印书馆就搬迁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了业，胡愈之便四处寻找熟悉排印的工人帮忙。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等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记》还增加了英文版没有的一些照片。当斯诺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后激动地说：“从字面上讲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者所创造的。”

　　《西行漫记》1938年3月在上海的第一版印了2000册，书很快售完。接着就是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至1939年发行量高达8万多册。《西行漫记》的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此书后来翻译成英、俄、法等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在此后几十年间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作者单位：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