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由于来此的红军只有7000多人，决定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甘南前进。　

　　9月21日，毛泽东到达哈达铺获悉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即在次日对团以上干部作了通报。9月26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正式决定率陕甘支队到陕北去，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以那里为长征落脚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旗镇后，毛泽东等领导人知悉陕北红军在搞“肃反”、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干部被关押后，即派人前往关押刘志丹等的瓦窑堡了解情况，指示保卫部门“刀下留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同时急令“肃反”领导机关立即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上旬，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立即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12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在党中央直接干预下，所有被捕同志全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工作。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刘志丹，委任他为西北军委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如果说中央红军此前进行的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消除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外患”，那么中央纠正“肃反”错误则可视为政治“奠基礼”，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内忧”，根据地形势转危为安。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前来会师，这里成为了各路红军的落脚点。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中共走向复兴的出发点

　　在红四和红二两方面军前来会师前，1936年春夏，中央红军经过东征和西征，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总面积为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万，管辖范围达23个县。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复兴的出发点。

　　具体来说，首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调整政治路线的出发点。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1935年初冬，正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后并未罢休。他们野心勃勃，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其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迅即席卷全国大中城市。　

　　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需要调整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以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战略。会议在讨论政治形势大变动后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时，发生了争论。博古的思想还相当滞后，不赞成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指出：过去对待“福建事变”的错误，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理论；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会议作出决议指出：在目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扩大了。党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决议还提出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

　　如果说中央红军此前进行的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消除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外患”，那么中央纠正“肃反”错误则可视为政治“奠基礼”，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内忧”，根据地形势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