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第二次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纠正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适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主动权。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陕甘根据地成为了党调整政治路线的出发点。　

　　第二，在陕甘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提出促蒋抗日，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４月上旬，周恩来前往延安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次会谈是促成中共中央后来提出“逼蒋抗日”，也可以说是促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渠道也已打通，达成了合作的初步协议。这样，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在全国抗日救国的要求愈益高涨的形势下，张学良首先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并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蒋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亲赴西安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否则将调离西北，张、杨认为除发动“兵谏”外别无选择。于是，发生了“捉蒋”的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事先虽不知情，但接到张电后即表示愿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等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事宜。周恩来与张、杨在同前来西安的宋子文、宋美龄会谈达成和平解决的六项条件后会见蒋介石本人，当面说明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六项条件，停止“剿共”，联合抗日。这样，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共同抗日目标初步实现。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

　　第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后，为促进国民党实现联合抗日主张，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直至蒋介石本人，从1937年2月始，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谈判。由于政府当局仍坚持限制、削弱共产党和红军力量，两党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后，大力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至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许多发展和进步。一旦抗战爆发，这里能成为巩固的后方。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上旬，上海抗战形势紧张，华北抗战频频告急。政府当局急于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8月的南京谈判终于就改善两党关系，实行团结抗战的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国民党同意发表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并由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根据两党协议，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为4.6万人。散布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共计1万余人。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制定党的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8月下旬至9月初，八路军三个师陆续渡过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形势初步形成，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抗战立场和主张全民族抗战的路线，越来越得到爱国的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来到陕北，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一直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告别陕甘，东渡黄河，奔赴西柏坡，去指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经历了13年，是西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13年。新中国从上海走来、从井冈山走来，从中央苏区走来、也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走来。（作者系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