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条“回家”的道路很曲折。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然而，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毛泽东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点名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的同时，着手研究和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曾考虑经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就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得知在陕甘还有一颗革命火种。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急切地需要了解西北的情况，他告诉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终于了解到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

　　除了国民党的报纸以外，另一个信源是陕甘红军的宣传材料。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甚至派人将西北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这些纸片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杨尚昆回忆录》记载了一个细节。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看见了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印着《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仔细看了内容后才知道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这大概算是当年的“标题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些材料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甘有红军、有根据地，就在瓦窑堡附近。

　　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我们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一支红军。随后中央制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方针。

　　中央红军的及时到来也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领导干部，他们被“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逮捕。习仲勋出狱后，毛泽东在“中心城市”瓦窑堡见到了这位宣传材料的发布者。毛泽东此前就已经知道习仲勋的名字，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以后，毛泽东在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是“主席习仲勋”。但第一次见面让毛泽东十分讶异，这个主席竟这么年轻！当时习仲勋年仅23岁。　

　　为了培养习仲勋，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回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本文部分参考自《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长征行》，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