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的143次列车刚驶入兰州站，蜂拥的人群，就挤上了满载的火车，冲上去，被推下来，又再次冲上去……在现代交通便捷的时代，你似乎无法想象这如电影般的画面，是真实发生过的——1989年4月4日《人民日报》上，记录了6000个来自四川、河南、山东打工者“进城”潮的缩影。

　　时间倒退回10年前，1978年中国城镇化人口还不到18%，再往前追溯到1955年，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毛主席讲话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那时，潮流当道的不是进城，而是下乡。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北大荒，开垦出1200亩荒地。浙江青年去新疆、广州青年去海南、江苏四川青年去青海，正如80年代“进城潮”的轰轰烈烈，这场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达1600万人。

　　一边扎根农村，另一边蜂拥进城，中国人口迁移第一阶段的抛物线转变，本质上与中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政府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型息息相关。建国以后，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城市就业吸纳能力薄弱，农业生产落后，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必然要通过上山下乡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院院长张尚武认为，城市人口城镇化，

　　本身就是人口再分配的过程，趋势分两个，一个向沿海城市流动，一个向高效率发达城市流动。而这一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80年代初期流动量不大，大多‘离土不离乡’，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流动；80年代后期开始，异地跨省流动开始上涨，2000年到2010年增长最快。”究其深层原因，由政策扶持、产业转移、劳动力配置不均等多种合力集结而成。而这股潮流在历史扉页中，以各种形式留存了下来。

　　1991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外来妹》热播，主演陈小艺回忆说,《外来妹》像一个窗口，将“城市候鸟”的人情冷暖、生活百态展露在世人面前；2011年作家十年砍柴在《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书中写道：“城市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繁华、文明，意味着摆脱农村的劳作，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扔掉锄头把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间，全国外出务工人数由3000万人，增长到2.5亿人，足足翻了8.5倍，一度引发社会轰动。

　　有组织、成规模的人口迁徙令人振奋，它不是随机偶发的现象，而是得益于每一次政策的“与时俱进”。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1985年，国务院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打破对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限制。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

　　不过，政策只是洞察社会趋势的“冷启动”，如何顺潮流而动才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90年代初期，春节刚过，来自黔北山区17岁的姚华，就背上行李，结伴邻乡，汇入了淘金天堂深圳、广州等地的滚滚洪流。两年间，聪明的姚华分别在广州一家服装厂、东莞电子配件厂，成长为老板最喜欢的熟练技工。“和200多名同乡共向老家汇款约20万元，当时万元户都很稀缺，大家觉得很震撼。”姚华说，次年回乡后，他们带回了在南方才流行的服饰、歌曲、观念，临走时，身后多了1000多人的尾随队伍。“打工”从那时起，真正成为一个流行词。

　　“当粮食市场需求开始饱和，一些终年劳作却不得温饱的农民，不甘于低下的土地回报率，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副业’，贴补家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认为，随着80年代中后期，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