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城市部门的工业化发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省际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物理条件得到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排斥出农业生产环节，就必须面临解决出路。而此时放开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格局壁垒，更是对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体制创新。

　　实践证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收获是丰硕的，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发展及经济社会的繁荣。而伴着政策的调整起伏，进城热并未在短时间内消沉，人数反而逐年上升，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到1999年，农村转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多达3亿。

　　“返乡军团”成创业先锋

　　进城务工人员，用一双手助力中国城市经济腾飞，但他们，始终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四十年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以最符合现代的方式，通过劳动期望改变生存境遇和命运，但是即将为其接风的城市，似乎并未做好完全接纳他们的准备。

　　在“进城热潮”持续的几十年间，长足进步与现实问题并存。“发达地区遇到了瓶颈，产业结构调整，承载能力、就业能力减弱，从而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在下降。”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从一组数字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以常住城镇人口为7亿人的基数统计，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农村户籍。

　　《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曾在解读城镇化进程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心安之处是故乡，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但这或许不是最佳答案，重建只是外在因素，人才兴衰是一个地区最根本的力量。“过去流动是单向的，现代鼓励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在建设城镇现代化时，也不能忘记乡村现代化。”张尚武认为。

　　新力量重返农村，是历史的必经阶段。事实上，早在2010年以后，我们就已经看到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波动、新特征，比方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开始趋于稳定，甚至从2014年以后有所下降，人口向东部省际人口迁移率明显减弱。相关数据显示，目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740万，非农创业人员达到300万，增幅均保持在两位数左右，其中包括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和科技人员，就连部分城里人也开始选择到农村扎根。“他们中年龄20—40岁，高中以上学历占40%，这批人素质是很高的，已经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主力军，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任远表示。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正对面，立着一块“小岗新时代家庭农场”牌子，后面是一排整齐的白色大棚。31岁的小岗村民杨伟在这里种植了16个棚的草莓，4个棚的葡萄，4个棚的西瓜和车厘子。

　　2013年，在部队服役8年后，杨伟回到这片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起初，对于杨伟的选择，家里人都不理解，认为他读过书、当过兵，应该去外面闯荡一番。“在部队的时候，每年休假回来，我都感觉村里有变化，今年多了一条路，明年盖了新区。亲眼看着小岗村的发展，自己也要回来干点事情。”选择返乡创业这条路，杨伟干劲儿十足。

　　返乡后的杨伟，事业可谓风生水起，2015年，他通过专家指导和外出考察，以每亩600元的价格流转了20亩土地，搭建起11个草莓大棚。从品种选择、管理大棚温度湿度到施农家肥、防治病虫害，两年多的钻研，杨伟成为大棚草莓种植的专家。“去年大棚纯收入11万元，今年我又流转了15亩地，扩建到24个棚，就等着过个丰收年。”杨伟说。

　　可以看到，农村创新创业，改变了人们固有的思路，不再拘泥于小打小闹，而是撸起袖子主攻信息化、智能化甚至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显示，在农业创业创新领域50%多的项目都是基于信息技术开展，近90%的项目都是一二三产业融合而成的联合创业和合作创业，简单归纳，从传统特色养殖，延伸到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电子商务等特色化、小众类、中高端产业。“城里有农村也有”的理想，将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新

　　目前在农村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回流迁移的劳动力占43.7%，其中有43.71%从事非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