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文脉的梳理

　　“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造成了文化的断裂，而在打开国门之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中外文学、艺术、学术名著大量系统重印，至八十年代，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青们开口闭口的是萨特、加缪、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这些思潮一方面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藏书家韦力在办杂志、复原古纸、刻印孤本等诸种延续传统文化的努力之外，开始了他的文化寻踪之旅。十多年来，他辗转各地，访藏书楼，寻诗人、词人、理学名家故地，觅佛教遗踪……以寻访的方式触摸历史、与历史对话，将那些几近隐没于岁月烟尘的历史碎片捡拾起来，一一记录，勾勒出他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史”。

　　西方文化热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像韦力这样开始为中国传统文化着迷。余秋雨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于1992年结集为《文化苦旅》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究其原因，还是《文化苦旅》这本书正好契合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欲望，此书的出现可谓恰当其时。

　　3年之后，三联书店出版了陆键东先生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书详尽描绘了陈寅恪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陈寅恪，一个旧派知识分子，他的风骨，他的坚守，令人动容。随后，他的作品集系列也由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用文言文写就的学术著作，并非一般人可以读通读懂，却也成了常销书。以陈寅恪为契机，一批国学大师重新进入人们的眼帘。新儒学三圣——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思想的深邃和高尚的品格都为人津津乐道。打开国门后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新儒家在学界引起了很多人思想上的共鸣，终成儒学研究热。

　　1989年，台湾省的《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的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1994年，李泽厚也在《原道》辑刊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中说：“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儒学复兴论”，这较早可追溯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到九十年代，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的观点纷纷发表出来。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与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虽然有的观点有些偏颇，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脉的梳理和正视得以开展。

　　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三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出版工程相继启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于1995年正式启动。《大中华文库》从我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力图将东方文化全面系统地撰写成书传之于世的文化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于1996年也正式启动。丛书分10编，共约500种。学术意义上前所未有的《儒藏》工程也于2003年得以启动。

　　《儒藏》包括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