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1987年诞生首批6处世界遗产，从世界遗产数量跃居世界第二到同时拥有大运河、丝绸之路这类举世瞩目的巨型世界遗产，30多年来，中国世界遗产后来者居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申遗成功后，护遗同样重要，且任务更为艰巨。否则，保护不到位，就会适得其反，难以为后世子孙留下可贵、永续之“财富”。护遗，是日复一日、日积月累的维护过程，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工程，也是一项更具长期性、挑战性、考验管理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工作。如果把世界遗产地比作一只会下金蛋的鸡，那我们只有保证鸡体健康，才能使其正常产蛋。30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倾力付出，为世界遗产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申遗是承诺，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人类文明的共同担当。申遗是决心，是中国为了更好保护生态人文环境、不负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选择。　

　　日前，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235项决议推动落实《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同时大会呼吁加强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升人们的社会责任和保护意识。大会主席、克拉科夫国际文化中心创始人亚采克·普赫拉呼吁与会代表尊重公约，尽力完成使命，为在列的世界遗产提供最佳保护。大会期间举行的青年论坛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重视遗产保护，携手保护历史文物，关心社会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的成功申遗，与会中国代表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多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国际认可。在收获成绩和荣誉的同时，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中国将继续做好世界遗产的培育、申报和保护管理，利用好、传承好世界遗产。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近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近年来，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持续增长，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我们应该以平和、冷静的心态看待。目前，我们的监管、保护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有些还很突出，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申遗成功后的管理、保护和传承上，不要把申遗结果作为唯一的追求。我国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我们肩上的责任和义务更加沉重。

　　走出“中国式申遗”怪圈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连续10多年申遗成功，固然可喜可贺，而清醒、理性，反思、审慎，则是当下应有的态度。与世界遗产强国相比，我们仍有不小差距。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现象，“申遗热”存在急功近利隐患，申遗时高度集中社会资源投入保护展示，成功后重心转向商业开发忽视后续保护，对世界遗产造成安全威胁甚至破坏。丽江古城多次发生火灾事故，清东陵和明十三陵文物连续被盗，暴露出对世界遗产可持续保护认识的模糊和短视。此现象不除，受损的恐怕不只是某一处世界遗产，还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自从山西平遥古城、北京颐和园、龙门石窟等一系列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一些名胜古迹等纷纷踏上了“申遗”之路。中国的“申遗”热情空前高涨，一些地方政府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