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所消失了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托儿所托管。我到现在还有被妈妈裹着棉被送到托儿所的记忆。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是3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　　

　　《人民日报》同年发表《从实际出发，继续办好托幼事业》，统计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　

　　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复杂，分属不同部门管理。　　

　　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于本单位。　　

　　8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国有企业破产的法规政策出台，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大量福利性托儿所被裁减。与此同时，计生政策的趋严导致中国的托儿所数量不断减少。根据北京当时的一项调查，截止到1995年，全市托幼园所减少了332个，家庭托儿所及托儿户和学前班数量也呈减少趋势。其中，生源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进入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托儿所数量的锐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更注重子女教育的80后、90后父母放眼四顾时，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托儿所了。按照卫计委官员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国内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　　

　　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幼托需求不断扩大，上海的幼托资源不增反减。为了优先满足幼儿园的需求，近几年上海幼儿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逐渐停办，入托规模也随之减少。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四个年龄组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硬币的另外一面却是：脱离了体制的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里大幅上涨，加上“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比如，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　　

　　虽然已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面对托儿的难题，很多人选择了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还有许多女性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毫无疑问，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

　　办托儿所有多难？

　　遗憾的是，“旧式托儿所”（国家机构）消失了，有资质开办“新式托儿所”（市场机构、企业福利）的主体，却并没有改变，还是国企、机关，或工会、妇联等。私营企业想要自己办个“托儿所”，在程序上非常困难。　　 

　　那么，办一所托儿所究竟有多难呢？　　

　　按照2005年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规定，中心城区390名幼儿规模的幼儿园占地规模就要是6490平方米，人均占地合16.64平方米；中心城外的幼儿园占地标准则要达到7198平方米。　　

　　上海市甚至对园长办公室、职工厕所的使用面积都做了详细规定。携程托儿所的主管钱堃此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