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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反思:许多焦虑是我自生的
2017年6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钱塘街上的崇俭幼儿园门前,等待报名的家长已经排了90多号,他们支起帐篷24小时在此守候,等待7月1号报名的开始。晚上,他们就睡在帐篷里。72岁的宋阿姨与儿媳妇、重孙子等在帐篷旁,她们为了这孩子入园,已经在帐篷里等了3天。
  要送进托儿所。这种托儿所,最多一个班有40人。她照样要照顾过来,虽说未必对每个娃都照顾有加,但起码不会弄耸小孩,不会瞎来来。她悉心照料小孩,一方面来源于职业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厂里同事的小孩,而厂里同事本身又大多是邻居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娃,就像自己家娃一个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人”都变成了“社会人”。而自打十多年前企业不让办社会以后,公办教育资源都归拢到教育系统独家操办,加之上海近几年来正逢出生人口进入一波高潮——上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做父母了,推高了出生人口数量。由此一来,托幼机构数量与出生人口比例出现变动,由此导致的就是公立的幼儿园小小班、托班大多被裁撤。  

  我也问了老丈人家附近的某民办幼儿园。这家民办幼儿园收费还是很合理的——托班的话,每月各项费用相加是两千多元。但园方希望小孩能在该园连续上托、小、中、大班,听说我们只想上托班,人家明确表示不收。而我之所以不愿意孩子一直在该园上下去,一方面是希望等娃到了上小班的年龄,我们就自己带娃住到自己家去,到时候学籍转换要看人眼色可不行;另一方面,感觉这家幼儿园家长成分比较杂。

  最终,我们决定在家继续请孩子外公外婆带,直到孩子可以上小班为止。

  入园,各种挑

  等到今年初,我们就开始盯着老丈人家小区门口的告示了。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幼儿园贴出告示。老丈人首先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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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反思:许多焦虑是我自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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