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包括要给外来务工人员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如此等等，导致了公办幼儿园资源紧上加紧。民办幼儿园、机构瞅准商机，纷纷举办起来。”　

　　在邵乃济看来，尽管一些民办幼儿园有相当不错的办园特色，成为公办学前教育的重要补充，但确实有一些民办幼儿园的举办者，看准的只是商机、市场，并不懂办园之道。“孩子有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孩子调皮捣蛋的情况本身非常容易发生。如何应对？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可新入场的幼儿园举办者、园长、老师，很少有幼教专业人士。”在商言商，这些民办机构、幼儿园，尽管有的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有着华丽的报表，可它们是否真正懂得幼儿发展规律和办园之道呢？　

　　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明确幼儿教育事业领导管理职责分工的请示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幼儿教育既是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预备阶段，同时又是一项社会公共福利事业。”1997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中提出——“幼儿教育既是教育事业，又具有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1996年，在正式推行的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和2003年十部委《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都明确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举办幼儿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然而，如今诸多私立幼儿园，已经到了上市公司的阶段。私立幼儿园之收费，则往往随行就市。今年以来，在上海，不少私立幼儿园的月收费纷纷破万。有的园年涨幅达到78%。尽管这些超高收费的幼儿园往往本身也面向高收入阶层，且一席难求，但其是否有违学前教育之初衷？确实值得探究。　

　　而对于另一些只是做公办园拾遗补缺工作的私立幼儿园，其老师和保教人员的收入过低，导致了劳资矛盾冲突。在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发生后，有媒体披露，北京私立幼儿园很多老师的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元，好一点的能到4500元以上。公立幼儿园没有编制的老师收入也不高。“收入低、工作强度大，她们需要一个宣泄口，这个时候就面向了孩子们。”有评论如此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工作。他建议，学前教育亟需通过立法、建立公平的机制等方式消除歧视、遏制乱象。在公共财政不足以完全承担学前教育责任的情况下，关键是要扩大受益面，让所有的幼儿园、所有的孩子平等地享受政府公共财政的补贴。在公办园不够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向政府认可的民办幼儿机构购买服务，同时政府也应补贴非营利性民办园，降低其成本和收费，还应减免企业税费，鼓励提供或支持幼教服务的企业，让公共财政通过多种途径平等惠及所有入园幼儿，彻底解决学前教育事实上的“双轨制”问题。

　　单纯以红黄蓝幼儿园之事为例，当事件发生后，北京朝阳区政府立即约谈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举办者，依法启动追责程序，责成举办者按程序立刻免除幼儿园园长职务，并将根据案件调查结果，严肃追究幼儿园及相关人员的责任。之后，经查，朝阳区教委主任肖汶、副主任付琳，存在对民办教育机构监管缺失的问题；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科长韩斌，工作中存在失察失责、履职不到位的问题。针对以上情况，朝阳区纪委、区监委决定对上述责任人员予以立案调查。可见，教育主管部门的缺失，确实是存在的。

　　教师培养之殇

　　除了民办机构、私立幼儿园缺乏专业人才以外，公立幼儿园的师资缺乏，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做了三十多年幼儿园园长的邵乃济表示，长期以来，在幼儿园工作的真正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老师，都显得数量不足。　

　　“在人口出生低谷阶段，上海也曾经将孩子的入园年龄下探到2岁。那时候，显得师资力量稍强。但到了人口出生高峰，近些年来，大多数幼儿园无力举办托班。而就老师来说，大量非师范生进入幼教行业，以弥补师资队伍的不足。这些非幼教专业毕业的大专生、本科生，确实是良莠不齐的。有的人不过就是要一个稳定的饭碗而已，于是就去考一张教师资格证，到幼儿园从教。”

　　上海的情况，在全国来说，还算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