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幸降临到孩子身上，那么恐慌与愤怒将随之发酵；而如果不幸发生在校园里，则恐慌与愤怒会加倍催生——本该是采撷智慧果实与畅享温暖恩慈的乐土，何以繁衍出罪无可赦的丑陋？空前的焦虑让家长们寝食难安，既然世情如霜、人心叵测，那便只能寄希望于机器了，至少，机器总不会故意欺骗我们罢。　

　　摄像头在无形中寓意了一种不偏不倚的沉默公正，加持了一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确定感。尤其对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弱势的幼儿来说，一旦远离家门、于幼儿园遭遇不测，众说纷纭之际，恐怕唯有调取监控录像，方能令社会信服。　　

　　然而，监控设备的全副武装，足以让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么？幼儿园里，摄像头的无孔不入是否涉嫌侵犯幼儿以及教师的隐私？家长实时监控幼儿在园内的一举一动，是否真的有助减少包括虐童行为在内的事件的发生？假如家长和园方对录像内容的解读不一致，又该由谁或者什么机构来仲裁或者评判？

　　监控探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所有问题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市律协刑委会委员王思维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冷静、克制地道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安装摄像头对幼儿园的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以实现对幼儿人身权利的合法保护，出发点是好的；但若单纯将此类事件的彻底杜绝寄希望于摄像头，则未免有些‘一厢情愿’。”　　

　　王律师展开分析，第一，从监控的范围来看，为避免对教师及幼儿的隐私权的侵犯，隐私空间的存在是必然的；从监控的技术层面来看，探头的安装必然存在盲区和死角，理论上无法覆盖幼儿园的所有区域——而无法做到监控摄像全覆盖，也就等于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虐童事件发生的可能空间。　　

　　第二，监控摄像的保存是有一定期限的，过了这个时限，后续的监控视频便会对之前的进行覆盖；即使没有覆盖，保存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不排除幼儿园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懈怠在监控视频的保存方面的工作。　　

　　第三，就现在曝光的这一系列事件来看，没有一起是通过监控摄像来发现的，其所起的作用只是事后去查找有关证据，并且事实也证明了硬盘质量问题所造成的这种证据搜集的无效。　　

　　第四，家长实时监控幼儿在园内的行为，并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没有家长能够真正做到对幼儿在园内的行为实时监控。况且，在监控范围没有也无法全覆盖的情况下，这种实时监控也是无效的。　　

　　第五，就对录像内容的不同解读来说，目前尚没有专门机构来解决此争议，教育部门、司法机关看似都可作为争议解决主体，但在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种义务的履行便具有选择性，很难实现对争议的消弭。　　

　　同时，王律师清醒地指出，从教学质量层面考虑，如真的进入全面监控时代，幼师及儿童其实将成为“透明人”；在这种情况下，幼师或只会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地进行教学，缺乏自主性与创新性，教学甚至可能变成“演戏”——如此结局，家长会“乐见其成”吗？想必也不尽然。　　

　　综上，安装摄像头虽可在幼儿的人身保护方面发挥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