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作用，但“监控探头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人们不能完全依仗监控录像，还是要从提高幼师自身素质、加强第三方的监管监督、构建内部核查制度等方面来完善幼儿保护的制度篱笆。　

　　“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有无安装监控探头，亦不是由于法律的缺失而使得相关人员肆无忌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均对虐童等行为进行了规制。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幼师从业者的良莠不齐，事实上，幼儿难养，幼师是极为专业及神圣的工作，幼教行业必须提高准入门槛，吸引高端人才，精挑细选，整个行业亦应该进行幼师职能培训，提高幼师的专业度。对于监控录像的内容，我认为，监控录像在法律层面属于证据材料，对证据的评判应紧紧结合证据的特征，在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上进行解读。如对监控录像的解读不一致，亦应由专业的鉴定机构对证据材料进行鉴定，如涉及诉讼，由司法机关予以评判。”王律师表示。

　　防范虐待事件的发生，尤为紧要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朱志远律师同样认为，“摄像头作为监控手段，起着事前防范，事后救济的作用，能够防控、震慑违法人员。但若有幼师在摄像头区域之外虐待儿童，仍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不过，朱律师坦言，“当前该类事件频发，装摄像头是当务之急。监控设备能够还原事件经过，在家长不知、校长不在的情况下，只有摄像头可帮助幼儿，形成对幼师的有力监督。”　

　　朱律师对《新民周刊》表示，3-6岁的幼儿，缺乏辨识力，不知、不会表达，甚至在遭到侵害后无法及时向家长反映。更严峻的是，待事实发生，已经在儿童心里留下创伤。所以，防范虐待事件的发生，尤为紧要。安装摄像头，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使得幼儿保护提前多一道保险，确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虐待事件。　　

　　朱律师提醒，“隐私权是我国民法规定的人格权，是公民对自身隐秘信息不受公开、侵扰的一种人身权。但幼儿园是教育、监护机构，也是公众场所。根据法律规定，幼儿园本身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幼儿人身安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环境下，幼师的教育行为是职务行为，而幼师的职务行为并不构成自身的隐秘信息，无法全部纳入隐私权之保护。监控设备虽然涉及对‘信任’的疑虑，或使幼师略带抵触情绪，却属必要。”至于幼儿方面，因为3-6岁的幼儿，尚为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群，只能依靠其父母、法定代理人来保护。在此问题上，隐私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其父母，如果父母同意安装摄像头，可以视为对部分隐私信息的公开。所以，安装摄像头，可事先征询父母对隐私权处理的意见。

　　“若出现对监控录像的争议，那么对于事实的认定，直接决定了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或者是否构成犯罪。这是严格的司法认定问题，只有经过法院判决，才能确立是非真伪。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已增设‘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故发生这种问题，第一时间应向警方报案，先排除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即应经过公安机关的处理。若不构成刑事犯罪，可以再根据情节，向幼儿园主管机关的教育局反映，可以申请调解或行政处罚。若仍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当然，这些程序并不是必经程序。”朱律师补充。　

　　如何照顾、关爱儿童，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与否、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实际上，所有人心知肚明，只有真情实意，才是保护孩子的最强终极力量。摄像头不是万能的，没有摄像头却万万不能，进入全面监控的“一级警备”看似迫在眉睫，但提升幼师准入资质、待遇、地位，促成长效监管机制及儿童教育和谐发展有机体，方为既治标又治本的出路所在。

　　丢掉的信任，还能再找回来吗？

　　现在，更多的父母，每次听闻虐童事件，除了“心有戚戚焉”的悲愤与惶恐，也有一份挥之不去的疑惑：摄像头可以有，丢掉的信任，还能再找回来吗？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时时刻刻要有一种秘密警察般的自觉，如果“他人即地狱”，那么又何必让孩子离开双亲羽翼的庇佑？难道非要打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才可以承载我们无处安放的愁绪忧思？

　　一个过分依赖摄像头的世界，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缺乏基本信任的世界。科技在进步，而人性呢？无条件的信任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