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姬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央表彰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名单中，经济学家的人数并不多，如已经过世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北大教授厉以宁和表彰名单中唯一的台湾人林毅夫等。

　　在这其中，88岁的厉以宁是中国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众所周知，过去四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厉以宁是把脉准确的那一位——主张常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迹。他曾表示：“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原动力。”

　　从“厉股份”到“厉民营”

　　从“反右”到“文革”，厉以宁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坐了20年的冷板凳，其间多次被下放。这段经历却让他受益匪浅——他加入了民盟，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使之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

　　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