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雍和调入《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也为《青年报》所属的《生活周刊》提供图片。雍和说：“我比别人幸运，作品有落地空间，见报速度也很快，这为拍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且青年报刊有自身优势，记者队伍精神状态很好，思想活跃，敢为人先，报社环境也很宽松，领导一直鼓励新闻探索。”

　　面对农民工进城、城市化进程、动拆迁、维权、遣返盲流、天灾人祸、经济转轨和生活方式变化等时代巨变之下的很多领域，雍和以独特的视角来对焦和定格，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反响。

　　不过雍和很快又意识到，自己拍的照片虽然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但由于报纸对照片的编排惯例，与文字相比往往要慢一拍。幸运的是他前后就职的几家媒体都请他开辟图文专栏，于是他一方面在现场捕捉信息，另一方面从自己收获的海量信息中进行筛选，通过做精做透一张专栏照片，用图像切入，用文字引申，提升图像的信息量和文化内涵。

　　这样一来，雍和就能以“第二落点”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建立个人风格，体现与国际新闻摄影思潮相呼应的、又符合中国初级阶段国情的新闻价值观，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助力。

　　比如，美国快餐业巨头肯德基落户上海东风饭店当然是新闻，但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起步，肯德基在浦东南路开出第一家分店，而且恰好又是他家在全球的第9000家，同样也是新闻。雍和没有拍摄领导站成一排剪彩的平庸画面，而是走进餐厅，从里往外拍摄，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下一个相当诙谐的社会景观：里面是顾客在啃鸡腿，外面是好几个行人挤作一团，脸庞紧贴着窗户玻璃垂涎三尺地观看。再比如，1994年上海第一批六家联华超市同时开张，雍和在第二天赶到其中八仙桥这家超市的现场，记录一群市民浸入式体验全新商业模式的兴奋神态，昔日传统商业差不多一应俱全的八仙桥，就这样迎来了业态的更新。“过去顾客一直抱怨营业员服务态度差，冷面孔、不耐烦、歧视外地人等等，在技术革命介入之后，面对面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考量了。”雍和说，“这不仅仅只是零售业的业态改变，也可以看做是供需两端位置的变化，其实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将稍纵即逝的图像做成可以传诸后世的视觉文献，雍和找到了突破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他的摄影理想在传媒业的蓬勃发展中获得了很大的表现空间。

　　1998年，新民晚报创办了《新民周刊》，这是中国南方新闻界第一本新闻类周刊，受到了新闻界同行和中外读者的广泛关注，雍和被新民晚报领导请进周刊担任摄影总监，开出一个“二人影话”的图片专栏，一张雍和拍摄的跨页图片，并与另一文字记者各自写文，各自解读，各抒己见，让读者耳目一新，掩卷遐思。雍和推到读者眼前的画面，角度巧妙，信息量密集，尤其是几个不同对象的叠加与错位，往往会产生戏剧性效果，无不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本质特征，引领读者进入社会的缝隙，烛照一个或许闻所未闻的角落。

　　机智的表达，温暖的情怀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的除夕夜，新年钟声刚刚敲响，一个疲惫不堪的农民工仍然在建筑工地上忙碌。他搬起一根差不多与他体重相当的水泥柱，在工地上蹒跚前行。他的身后，就是耀眼的都市霓虹。雍和的这张照片其实体现了一个快速膨胀中的城市与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人与城市的关系就是如此简单，但又非常复杂。

　　同样是建筑工人题材，雍和还有一张图片更让人揪心，画面上，一个工人爬上浦东一幢高楼的顶层，手搭在脚手架上闷头抽烟，他的身后是滚滚车流和万幢高楼。这个工人有何心事？雍和在图注中告诉我们：这已经是2005年的除夕了，这位名叫吴克忠的农民工与大家一样，还没有拿到拖欠三年之久的工资，他怎么回老家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雍和还补充了一句：“欠薪，在全国一亿多农民工中，几乎全都有这样的经历。而在上海387万外来流动人口中，有73％在制造、建筑和商业服务业就职。”这里强调的，同样是城市与人的关系。

　　当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袭来之际，雍和深入到上海龙华殡仪馆会议室，将镜头对准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毕业生（雍和的文字记录表明这一天有250名），他们争先恐后冲进来，为的是谋求一个“入殓师”的岗位。

　　同情、理解、悲悯、宽容、窃喜……再时不时来一点温热的、善意的调侃或讽刺，或者真诚地体验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激越地表达弱势群体的诉求，这是雍和在这类照片中所洋溢着的人文情怀。

　　2003年，雍和调到新民晚报摄影部后，开了一个专栏《快门快语》。自己拍、自己写，驾轻就熟，别出机杼，他的文字愈见老辣、洗练，而且轻松幽默，在看似素直的表达中，蕴含着浓浓的情怀，又为读者打开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有余音绕梁的效果。雍和同时还在其他媒体上开专栏，他的图片与文字总是读者优先欣赏的“节目”。

　　改革开放四十年，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细节，都能在雍和浩如烟海的图片库里找到相应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