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后来的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倒把“不需要佣人”当作公寓的一大优点来写：“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份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

　　鲁迅：她懂得许多规矩

　　而在鲁迅家里，女佣“长妈妈”也并不一直都是家人般的存在：“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在《阿长与山海经》里，鲁迅如此写道，“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不过，当鲁迅心心念念绘图本《山海经》的时候，长妈妈又会给他弄来：“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只是，直到长妈妈39岁就去世，鲁迅也终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鲁迅再一次提到这位“长妈妈”：“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　　

　　这样的故事，直到现在都还在续写：前不久传遍朋友圈的《我是范雨素》，就出自一位从湖北到北京打工、做育儿保姆的女佣范雨素之手：“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来到帝都的新时代保姆和从前几乎没有多少两样：生活困难，缺少技能，丈夫没出息，不能忍受乡村生活的艰苦枯燥，自己的孩子撇在一边只能偶尔兼顾……如范雨素所写：“小婴儿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在作家笔下，在现实生活里，保姆仿佛都是这样的女性——她们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照顾自己，却乐于传播家族邻里间的小道八卦；她们懂得许多规矩礼俗野史奇闻，并不能教会自己许多知识，却像是少年时的第一间社会学堂；她们同样大多有自己的小孩，常要背井离乡，抛夫弃子，其中辛苦不为人知；她们往往没有被生活那么地善待过，却多数善心一片，对待乳儿如同己出，即使“小奸小坏”，也不过是人性的正常范围，并不因为身份地位卑下就动了邪念，起了杀心——这个放火杀人的锅，应该由个别的阴暗人性来背，而不是由保姆这个社会分工角色来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