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国际秩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44年前的夏天，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指令成立“外务省中国问题对策协议会”，讨论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的日方基本姿态。该会由外务次官法眼晋作任委员长，包括15名外务省主要负责人。8月2日该会举行首次会议，大平外相说这是决定国家百年大计的问题，要求与会人员取消休假。该会首先明确，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日台“外交关系”则不能维持下去。这是日本进入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出发点。　

　　如何理解中日双方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蜜月时代已不再重现，双方从政冷至经冷，关系向冷淡转变，故有人称中日关系乃“非敌非友”。但真实状态如何？

　　44年前的8月3日，即“外务省中国问题对策协议会” 首次会议后第二天，外务省提出日政府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和平外交” ，“有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几年来，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构筑“中国包围网”，导致双方关系日趋严峻。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也令人担忧。此外，不论在钓岛或在南海，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加。今天，日方是否忘记了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原点？

　　中日对立根本源因何在？“转型期论”认为，中日双方在转型过程中，处于运动状态的各自的不稳定，造成了双边关系的变化。最近几十年中国历史性的成长，一个经济政治巨人崛起，引起美国再平衡造成中日失衡。1990年代至今，中国GDP从仅及日本经济几成发展至日本的2倍。而同期日本经济徘徊，人口老化。这一时期保守主义取代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开放、乐观、积极的氛围。据“转型期论”判断，今后中日双方的双立仍要持续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除政治家外，双方媒体都要珍惜并慎重对待双边关系。

　　新的国际秩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新秩序，不会是安倍追求的新秩序，也不会重复历史上单一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从现有秩序向新秩序过渡期，将要用几十年。目前日本在亚投行等问题上拒绝中国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未来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将变得复杂。从发展讲，如果日本及早与中国达成战略共识，中日均可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获得更有利条件。　

　　不久前，安倍改造内阁成立，安倍的取代者尚未出现。安倍政权的稳定，基础不是经济，而是保守主义的崛起以及对媒体的控制。 “安倍经济学”效果来自货币增量发行及财政投入增长，安倍的能力，表现在他可以消除任何阻挡他运用这些经济手段的政治势力，而非其经济学创新。

　　近年来，国际组织批评日本言论自由状态倒退。目前日本大媒体的第四权力功能削弱，数种周刊还在孤军奋战。常有网络或书籍透露安倍拉拢媒体高层乃至中层人士的报道。封杀批评，成为安倍政权维护稳定的方法。　

　　很长一段时间，也有人从血统论、政治资源角度解释安倍的政治优势及稳定，最近日本媒体开始披露安倍晋三与“日本会议”等保守势力的关系。人们发现安倍背后存在一个政治-神道联盟的支持集团，该集团力量遍及全国，为安倍二次复出及政权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次安倍政权已维持3年有余，安倍政权正向长期政权发展，安倍政权可能利用其议会的多数推行改宪，这将导致双边关系乃至日本与亚洲、世界关系的变化。届时，中日钓岛、南海对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　

　　44年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给两国带来和平福祉。今天中日民间交流、经济交流，都是建立在44年前两国领导人的决断之上。今天，我们处理双边关系，仍不应忘记两国关系的原点，并应依照原初设计，维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