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此处展览精品众多，图书善本、专用宝玺等一一“亮相”，直观诠释《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作。

    “典藏篇”陈列于武英殿，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包括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分别展示石渠整体面貌和历代收藏精华，流散民间后又“二进宫”书画珍宝，以及著录的摹本、伪本和误讹作者、时代之作。此部分的经典之作更多，包括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列女图》、《游春图》，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五牛图》，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三希”之一的《伯远帖》等，另有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

    “展览的学术目的旨在让观众了解《石渠宝笈》这部书，了解它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以此对清宫皇家典藏书画的聚散、特质和鉴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础的认识，能够客观评价《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价值。”娄玮阐释说。

    《石渠宝笈》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巨著?

    清代目录学家、藏书家彭元瑞评价其“昭代成编非玩物，共存典要是全提”。显然，《石渠宝笈》的编写已经成为清宫保存文化遗产，整理古籍文献，弘扬文化大业的重要内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湜则用“清宫书画收藏的基本库存单”来形容它，“而这个库存单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中国古代一个王朝盛世时期所拥有的重要书画总目。”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皇帝引用在敕修的《石渠宝笈》上，以示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全书分三次编撰，分别在乾隆九年、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因此成书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

    三次编定跨越了70 余年，两代皇帝亲自审阅，投入编纂臣工前后达31人。

    “《石渠宝笈》并不是悉数收录内府所有藏品，而是经过鉴定考证，挑选出内府所藏书画精品收录于中，参酌吸收了明代清初以来私家著录的长处，成为宫廷书画著录的集大成之作。

    《初编》收录作品达2600 余件，《续编》4100 余件，《三编》4200 余件，作品之富、之精为私家书画著录之书无法比拟。”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张震说。　　

    “《石渠宝笈》特展”也不是简单地晒皇帝的“家底儿”。“不是说，我们把《伯远帖》、《列女图》、《清明上河图》拿出来就可以了。”曾君解释，故宫展览分为精品展和专题展，精品展可以把国宝排排列，但专题展不能这样处理。“‘《石渠宝笈》特展’属于专题展，每一部分的展品都必须围绕着一个主题。比如西配殿那个单元叫‘重回石渠’，讲的是清末民初国宝经历劫难，流散各处，后来通过调拨、捐赠、购买等途径，又重新回到故宫的故事，这一部分晒的也都是这一类的书画。”　　

    《五牛图》就在这个单元展出，八国联军侵华时这件国宝流出清宫，上个世纪50年代，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从香港回购，重归故宫。收回时，伤痕累累，1977年，经故宫专家重新揭裱、补笔、全色，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文物修复中的一个典范案例。“我们这次也展出了修复前后对比的照片。我们在给观众讲故事，所有的展览素材包括书画在内，都是围绕着故事的。”曾君说。　　

    《石渠宝笈》不仅仅是著录了清宫所藏书画，而且，这些著录体现了乾隆皇帝的审美观与鉴赏标准。这一鉴赏主体的认识局限也决定了《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不可能都是精品或真迹。如，在初编中被列为好且真的上等画作元管道升款《丛玉图》、《碧琅庵图》以及宋米芾款《岷山图》，其实都是赝品。因此，此次展览也特设了考证辨伪的单元。“这一点是《石渠宝笈》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在展览中梳理出来，也是为向大众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石渠宝笈》。”娄玮说。　

    至于《清明上河图》为何不单列一个展厅？除因武英殿有最佳的展示空间、设备配置和安保措施外，展览内容的学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