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江山如画”，大清国一统江山的命运，通过这些图画就可照鉴。　　

    其实，乾隆是有自知之明的：和宋代相比，自己有艺术家之心、略欠艺术家之才。但占据了制高点，艺术家的王朝反而因“层次不高”，而成了朕嘲笑的对象。“高、孝两朝，偏安江介，无恢复之志……所谓绘图书经，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岂真能学诗者乎！（《学诗堂记》）”　　

    因此，在编订《石渠宝笈》时，乾隆也给出了一条基本原则：“虽评鉴之下，不能即信为某某真迹，然烟云过眼寓意而正，不必留意于款识真伪也。”道德寓意正确比真伪还重要？！是的，乾隆的艺术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入“笈”≠保真免检

    那么问题来了，熟悉和关注书画拍卖市场的人都知道：凡是经过清内府庋藏的钤有“石渠宝笈”印记者——换句话说，只要是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在拍卖会上的价格一定是居高不下。可乾隆爷早就留下“不必留意于款识真伪也”的最高指示，这样一来，著录在《石渠宝笈》中的作品，是否都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呢？　　

    通过故宫博物院几代专家研究，基本可以肯定，《石渠宝笈》中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其中既有明末“苏州片”，也有清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或当时“四王”的“名笔”。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不少都入了《石渠宝笈》著录。　　

    而本次特展特地于武英殿东配殿安排了“考订辨伪”单元——用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的话来说，这部分专门“给乾隆揭短儿”，往往被广大群众忽略、却被方家们追捧。比如明代书法家王宠（款）的《临帖册》，被乾隆奉若至宝，却被后世的书画鉴定大家刘九庵先生一语道破天机：“王宠的小楷署‘丁亥年’的极多，而一年之内创作力爆发至此必有猫腻。恐怕是作伪的人得到一本王宠书于丁亥年的帖子并着力临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