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同年’的伪作泛滥。”而北宋文同（款）《盘谷图并序卷》，更是古时不法雅贩废物利用的杰作——宋字真迹配以明人临画，再钤上文同的章，同样令乾隆信以为真并慷慨题诗。

    当然，站在今天嘲笑古人也是不公平的。“即便（《石渠宝笈》）再权威，但那时没有图片，只是文字，这是古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故宫专家杨丹霞表示。当时没有博物馆，无论是皇帝，还是身边的近臣，其对书画的了解和学习条件比现在要差很多，鉴定者由于自身见识有限，判断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一言九鼎，文臣的鉴定还会受到皇帝喜好的制约。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10余本，乾隆就曾先将摹本当作真迹，反复题咏，并著录进《石渠宝笈》初编。可后来，真迹真的出现了，怎么办？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只能命词臣梁诗正将真迹题为伪作。这恐怕只能说“朕就是这样的任性”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梁诗正除了大学士和礼部、兵部尚书等之外，还有个重要身份：从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代，这位文胆就是那位“著作颇丰”的爷的首席代笔了。　　

    “收入《石渠宝笈》的著录只能保证几点：一、这件东西确实在清宫收藏过。二、即便是赝品，也至少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杨丹霞表示。“你们媒体有责任告诫我们的收藏家和爱好者，清宫收藏过也好，《石渠宝笈》著录也罢，它仅仅是著录，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是真迹，更不能代替文物的鉴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