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隔水上的董其昌题跋后，乾隆皇帝饶有兴趣地挥动御笔，亲自绘制一幅枯枝文石图小品，以彰显其雅好，并题识：“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长春书屋御识”，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随后，他又命董邦达绘图于卷尾余纸，沈德潜作《三希堂歌》识于卷末。并将此帖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刻入《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在做了那么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事情之后，乾隆皇帝或许万万也想不到，在他身后不多久，这卷他异常宝爱的法帖却没能永久地留在紫禁城中。1924年，逊帝溥仪出宫时，《伯远帖》与《中秋帖》被敬懿皇贵妃随身携出，后辗转为鉴藏家郭葆昌所获。郭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拥有。1949年，郭昭俊为借款将二帖在香港抵押，1951年抵押到期而郭家已无力赎回。得知此消息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最终由国家出资购回，《伯远》、《中秋》二帖得以复归紫禁城。并能在今天的《石渠宝笈》特展上，展示于世人面前。
《游春图》：最古老的画卷
如果说《伯远帖》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那么此次展览中的《游春图》卷，则被广泛地认同为现在存世的最古老画卷。
该图经宋徽宗考订题签，于是历来被认为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展子虔（生卒年不详），祖籍山东，历北齐、北周至隋，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其创作题材涉猎广泛，工绘人物、山水、车马、楼阁及翎毛等。
他承魏晋南北朝绘画技法，开隋唐山水画之新风。此图卷描绘的是春日踏青的情景。描绘了人们在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季节，到山间水旁游玩的生动景象：水的这边两个闲人在走马，水的那边两个人在看水，湖中三位标致的女子，乘船闲话中，正在渡河。画面中，有一座溪上的小桥，山中还有古刹……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放目远眺：青山耸峙，江流无际，花团锦簇，湖光山色，水波粼粼，人物、佛寺点缀其间。在此图中，画家笔法细劲流利，山石树木等都是运用线条勾画，人们所熟悉的山水画皴法的痕迹尚未体现，因而完全依靠线条的组合，装饰性强，设色浓重，因此带有高古韵味。
直至今日，这件作品被认定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之一， 画中山石以细线勾勒，用石青色、石绿色沿山体填色，并以泥金晕染山脚，是中国山水画中“金碧山水”画法的先声。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空间与造型意识，远近、高低的空间关系及相互比衬的大小、宽窄结构比例关系，标志着我国古典山水画趋于成熟。可以说，《游春图》的出现，结束了“人大于山和水不容泛、树木若伸臂布指”的早期幼稚阶段，使山水画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
此图没有作者的名款、印章，也没有图名。因宋徽宗赵佶在前隔水处题有《展子虔游春图》而得名。近些年，沈从文、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等学者和鉴定家对这幅作品的作者和时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广泛讨论，认为它并非展子虔亲笔所绘，可能是五代时期或宋代的摹本。
画上钤印有二十余方，表明此图流传有序。历经宋徽宗赵佶、贾似道，元仁宗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明严嵩、严世蕃父子，清梁清标、安岐，最终被清乾隆内府收藏，并钤“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印。清朝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弟弟溥杰之名将其带出皇宫，携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的东楼（俗称小白楼）收藏；后日本投降、溥仪出逃，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该卷流落于东北民间。1946年初，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开始陆续出现。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当时国内各大收藏家们的极度关注，古玩商家们更是蜂拥而至。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与人合资，一起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回京后，他将一些伪迹和平常之品售予故宫博物院，所得足以赎回本金；然后将一些真迹和精品售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代陈闳的《八功图》卷和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便因此流出国外。在此紧要关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竟也落到了马霁川等人的手上。
著名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得知马霁川得到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后，异常着急，唯恐此重要国宝被商贾转手售出国外。然而，与马氏接洽后，其索价八百两黄金更是让张伯驹先生进退两难。为免国宝流失，张伯驹一面请墨宝斋的马保山先生从中周旋，一面奔走告知各家古玩厂商，声明此卷有关历史，决不能流失出境，否则便是中华之罪人，使各商家有所顾虑。最终，在马保山先生的多次协商下，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当时张伯驹先生因屡收宋元名迹，手头拮据，不得已将所居四合院出售，加之卖出一些首饰，支付了约170两黄金，这才将《游春图》卷收归。而这处房产大有来历，乃是他当年花重金买下，据传曾是大太监李莲英居住的私宅，不可谓不豪华富丽的了。由此可见，为保护国宝，张伯驹可谓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对此，他曾在《春游记梦》中写道：“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恚。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生动地表现了当年此卷千钧一发，险些被卖至海外的曲折往事。若不是张伯驹抢先一步，恐怕这卷最早的绘画珍品就难免流落海外的命运了。
1952年，视书画如生命般的张伯驹先生高风亮节，允诺将《游春图》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今日人们得以在武英殿重赏此卷，思前想后，不禁为伯驹先生的云水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