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写道：“在许多方面，宋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税收反映经济结构变化

    宋代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另一大标识是，大城市诸如汴梁以及之后的临安等，出现了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又是城市接近现代化的表现。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愈发接近近代化。与此同时，许多迁入城市定居的人口，与传统的农业人口必须区分开来。陈江教授告诉记者：“由于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到了唐代中期已经开始施行《两税法》。”所谓《两税法》，主要指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征税。而到了宋代，城市工商业兴盛，工商业的税收大大增加。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真宗天禧末年亦即公元1021年，赋税总收入为5723万贯，其中两税为2762万贯，占税收总收入的48%，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52%。可见，当时其他税收开始超过两税。宋仁宗庆历时期，亦即公元1041年以后，商税年收入已可达1975万贯，酒税年收入可达1710万贯，盐税年收入则达715万贯。这三项合计4400万贯，已超过农业两税收入。　　

    至于宋朝时的酒税，甚至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上海”这一